兰花文化和历史

    广义的兰花是兰科植物的总称，石斛、卡特兰、蝴蝶兰、春兰都属于兰科。但是，中国传统上的兰花，主要指兰属植物（Cymbidium），也有人称之为中国兰或国兰。兰花作为观赏植物不仅拥有广大的爱好者，而且成为诗歌、绘画和工艺品等寓意和表现的题材。自古以来，养兰、咏兰、画兰、写兰者来去匆匆，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品种和墨宝。纵观古今中外，不乏通过兰花联结友谊、促进交流、陶冶心性、培养情操的事例。兰花活动已涉及经济、文化、民俗和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兰花文化。

    兰花文化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至1000年。在当时成书的《诗经》中，有一首描写陈国风情的诗“防有鹊巢”，诗中首次出现了兰科植物的名称。此诗写道：

    中唐有甓，邛有旨鹝。

    谁侜予美，心焉惕惕。

    诗中的大意是：中堂有瓷砖，土堆上有鹝草，谁欺骗我心爱的人，心中惕惕不安。这里的“鹝”，据西汉《毛传》和三国时期《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注释，就是指今天的绶草（Spiranthessinensis(Pers.)Ames),又称龙盘参。陆玑（261-303）说：“鹝五色作绶文，故曰绶草。”。这和兰科植物绶草花序的特征是相符的。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记载的兰科植物。

    最近，鲁水良等（见“盆栽兰起源于河姆渡的考证”载“中国看花信息”第38期，1993年8月）根据保藏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中的两块出土陶片上的植物叶片，认定是箬兰（虾脊兰），因而推断中国7000多年以前就开始盆栽兰花。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发现。陶片图案上的几篇叶子的叶脉十分清晰，可惜不是平行脉，而是羽状脉，多条侧脉横出或斜出，与中脉交成锐角。也就是说，陶片上的植物不仅不是兰科的虾脊兰，连万年青也不是，根本不是单子叶植物。

    河姆渡时期距今7000多年，当时的生产力是十分低下的，根据一般常识，人们认识植物是从实用开始的。“蘭”的记载也是从杀虫、沐浴、辟邪、芳香等方面开始的。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人们有可能简单地引种一些可食的块根、果实或药用植物，而不可能去栽种专门的观叶植物。虾脊兰属（Calanthe）植物无食用、药用价值，花叶均不甚美观，中国传统上也未见栽培，上述推论的可信程度是不言自明了。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蘭”并不是指今天的兰花或兰科植物。“蘭”字最早见于《韩诗章句》——一部转述、记载孔子以前郑国风情的诗集，但早已亡佚了。据唐代徐坚等辑的《初学记》转引《韩诗章句》中有如下的一段话：“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魂，秉蘭拂除不祥……。”这里的“秉蘭”，和诗经中描写的郑国风情的诗“溱洧”中的“秉蘭”，说的是同样的事，“溱洧”中写道：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

    洵訏且乐，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这里的“蕑”与上面《韩诗》中的“蘭”指的是同一种植物。陆玑疏云：“蕑即蘭，香草也”。“秉蕑”或“秉蘭”说的是手执兰草。郑国青年男女在冰雪融消，春天来临，河水初泛之际，外出郊游，人手一枝兰草，即可辟邪，又有香气，令人羡慕。但是，当时的兰草显然不是今天的兰花，而是另外一种芳香植物。溱、洧二水即今日的双洎河及其支流，位于河南省中部。那里并不产生兰花，即使在2000多年以前气候比较暖和，也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兰花，人手一枝。清朝著名的植物学家吴其濬（1789-1847）曾亲自考察了溱、洧二水，看到漫山遍野的“蘭”。他在《植物名实考图》中写道：“余过溱洧，秋蘭被坂。紫萼杂遝，如蒙绛雪。因知诗人纪实，不类赋客子虚。”看来，《韩诗》中的“蘭”和《诗经》中的“蕑”指的就是河南中部很常见的菊科泽兰属（Eupatorium）植物。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了。

    那么，在那以后的孔子(公元前551-479)、越王勾践（？-公元前465）与屈原（约公元前340-278）是不是提到兰花或种过兰花呢？这是书刊中争论比较多的问题。在孔子时代，“蘭”作为辟邪、沐浴、礼仪的香草而被利用是没有疑问的。《韩诗章句》和《诗经》都是转述孔子所删定的《诗》三百的。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传》中也有“蘭”的记载：“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而有子”。但是《孔子家语》中的“蘭”就未必可靠了。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孔子家语》原书37卷，但早已亡佚了。今天传世的10卷《孔子家语》为三国时代魏国王肃所收集与伪托。内容有实有虚，虚实难辨。而且，即使孔子说兰，也与今天的兰花毫不相干，这里需要加以澄清的是“王者香”之说。“王者香”见于《琴操，猗兰操》中的一段记载：“孔子自卫返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草。”《琴操》相传为东汉蔡邕（132-192）所撰，距孔子时代600余年，即使这段时间可靠，也只能证明孔子所说的“蘭”并非今天的兰花。当时的卫朝在今天河南北部滑县一带，而鲁国在山东。河南滑县在伏牛山以北，属温带地区。即使在2000多年以前气候略微暖和，也仍然是温带南缘。从河南北部到山东是不可能看到繁茂的野生春兰之类的兰花的。

    

    与此同时代的越王勾践种兰之说更是一桩疑案。《越绝书》的记载不论是“勾践种兰渚山”抑是“勾践种兰渚田”，其意则一，都是说耕种或种植于“兰渚”山或“兰渚”田，而绝非种兰于“渚山”或“渚田”的。有人根据1600多年以后的《会稽志》、《续会稽志》中的只言片语认定越王勾践种兰，那是不足为信的。勾践是有作为的君王，在卧薪尝胆之年是不可能去养花消遣的。如果种兰是为了向吴王进贡，以转移吴王的注意力，那么历史上也会大书特书，何以会等到这1000多年以后，由文人偶尔提一笔呢！？这显然是不可信的。笔者曾到浙江绍兴访问，得知有兰渚山。据兰渚山麓《兰亭》文物管理人员说，兰渚山土壤粘度高，石砾少，排水不畅，不产兰花。这也证明兰渚山不产兰花。晋朝王羲之在慧兰盛开的季节聚会于《兰亭》，吟诗作词而不写兰，也是一个极好的佐证。

    历史上影响最大，争论最多的是屈原的《离骚》中的一段话：“余既滋兰之九畹，又树惠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侯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这是一段相当完整的记载，既寓深意，又写实景，寄深意于实物之中。这里的“滋兰九畹，树惠百亩，”是实际景物的反映，也就是说当时的兰草是成片成亩地栽种的。连怎样种也写得很清楚，是把流夷和揭车种子畦床上，其间杂以杜衡和芳芷。留夷、揭车、杜衡与芳芷都是香草，也就是说都是兰草。但并不是供观赏之用，而是枯萎后割下来供熏蒸、沐浴、辟邪之用。虽然屈原的用意是暗指自己培育了无数的“兰惠”（人才），最终“兰芷”衰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慨叹人世沧桑和人情冷暖，但却是通过写实来达意。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全文前后连贯，合乎逻辑，显然是从实物中得到启示的，绝非凭空杜撰。看来，当时的兰蕙是可以较大面积栽种的香草，而绝不可能是今天的兰花。春秋战国时代，用干燥的香草沐浴、辟邪、杀虫、祭祀是一种民俗。《后汉书注引》中有“秉兰草拔除不详”，《礼记》中有“大夫执薰，诸侯执兰”等记载，说明都是祭祀礼仪中的用品，而非供观赏的鲜花。据汉代成书的《山海经》描述，薰草是“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南方草木状》认为薰与蕙是同一物：“叶如麻，两两相对”。看来可能是藿香或零陵香一类的植物。他们都是干后仍有香气的，而非今天的兰花，只有鲜花才可能有香气。

    到了汉朝与晋朝，涉及兰蕙的描写就更多了。但细究起来，仍然不是今天的兰花。例如刘向（公元前77-前6）在《说苑》中有“十步之内必有芳兰”的说法。陈寿（233-297）在《蜀志》中有“先主常衔张裕不逊，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晋朝张华（232-300）描写北方景色，有“兰蕙缘清渠，繁华荫绿渚”之句。晋书《文苑传》也有：罗金“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的描写。这些都说明，当时的所谓兰蕙是到处生长的野草，而非今天的兰花。西汉《大戴礼记》的《夏小正》篇的“蓄兰传”中有：“五月蓄兰为沐浴也。”东汉《神农本草经》在兰草条目之下有：“杀虫毒，辟不详”的记载，看来与春秋战国时期所指的兰是相同的，都是可供熏蒸，杀虫、沐浴、辟邪的植物。

    虽然此时兰花尚未见记载供观赏用，但兰科的石斛，赤箭《天麻》和白芨已被用作治病的药物了。《神农本草经》首次记载了这3种兰科植物。后来陶弘景（452-536）在《本草经集注》中提到“石斛生六安山谷水傍”。这可能是有关兰科植物生境的最早记载。

    这里应该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兰亭是晋朝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和文人墨客聚会的地方。它坐落在浙江绍兴兰渚山之麓。亭可能是因傍山而非种兰而得名。公元353年王羲之邀请42位名流文士在此吟诗饮酒，作“修禊”之事。“修禊”是古代一种习俗，即农历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详。据史书记载，此次聚会作了37首诗词。“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诗一首”“十五人成一篇”“十六人诗不成罚酒三觥。”笔者仔细阅读了这37首诗词，只看到两首涉及“兰”字。其一是徐丰之的“俯挥素波，仰缀芳兰。尚想嘉客，希风永叹”：其二是袁峤之的“人亦有言，得益则欢。嘉宾既臻，相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