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三代人种出“鲜花村”徐家院首创“农家乐”

中国园林网8月5日消息：“开满鲜花的村庄，没有围墙的公园。”记者走进农科村，发现在进村路上的每根电线杆上都刻写着这句话。农科村位于素有“川西粮仓”之称的成都郫县，正是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长出了“农家乐”这种乡村旅游新型经济模式，并日渐成为全国农村农民致富不离土的典型样板。2006年，国家旅游局将全国旅游主题确定为“中国乡村游”，也将“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牌匾授予了成都，而成都近郊郫县友爱镇农科村的徐家大院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家农家乐”。

1996年9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走进了农科村徐家大院，目前“农家乐”首创者徐家大院，已先后有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到访。

又是周末，占地20亩的徐家大院内鸟语啁啾，早起的川妹子手脚利索地打扫院子、收拾桌椅，知道这天来耍的游人又肯定不少。81岁的徐文康清矍颀瘦，跟往常一样，在满院花树草丛中走走转转，当做晨练。几年前，当地媒体曾把他当做“农家乐”创始人，但儿子徐纪元却对本报记者说：“父亲对家庭产业并没有什么贡献”。言下之意，在这个家族事业中，他才是真正的开创者。

徐家第一代

闯荡13年一无所获，归来摆花弄木

“我们家有19亩地，解放后划成分时，再多一亩就成了地主，结果侥幸划成了地主与富农之间的‘小土地’成分”。1949年底，四川解放。那年徐文康21岁，出生于郫县一个经营木雕生意的小商人家庭。

1949年7月，徐文康从成都师范毕业，回到郫县老家教书。第二年，刚教了半年多书的徐文康，作为备用干部，被送往西南革大接受三个月的思想教育再改造。1950年11月，徐文康完成改造学习，被组织上派往成都县为人民政府做事。1952年成都县撤并为市，徐文康被调往阿坝工作，此后13年里他也没有踏进过一次家门。

“当时运动真多呀，一个接一个，搞土改、减租退押、清匪反霸、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人民公社、浮夸风大跃进……”徐文康虽然在阿坝工作，但对家乡的事情还是多有耳闻，“听说三年自然灾害时，老家死了不少人，村里劳动力死得太多，都没活人去埋”。

从事税务工作的徐文康，随政府机关一道进入阿坝地区后，发现那里基本还处于农奴制向封建制过渡期间，经济基本上处于刀耕火种、以物易物阶段。更严峻的是，草原上土匪流窜，叛乱频繁，政府工作人员出门办事，一般三五成群，且都得带枪，如果下午5点后还没有返回，就会出动部队搜寻。

“当时有规定，不准开第一枪，哪怕知道对方是敌人，也不能开枪，除非对方先开枪，于是干部出门一般长枪、短枪都配，还要捎上一颗手榴弹。”

“那时候就是专心干工作，生死都不考虑，哪里会考虑到家庭呢？”

1959年下半年，剿匪基本结束。这一年，阿坝税局与财局合并，成立财税局。徐文康因为有文化，能写会算，1960年，他被分派对各地清剿上来的财富进行登记、入账。“有珍珠、玛瑙、金银首饰、大枝珊瑚、烟土、船形的银锭、银元等五光十色，各式各样地堆满了整整一间小屋。”当时，政府工作人员一个月才五六十元工资，而这些珍宝中，随便最不起眼的一颗珠子都值三四百元，稍大一点就值上千元。按当时政策，徐文康将其登记造账：该上缴的上缴，该处理的处理。

不料这次清点财宝的工作，却为他留下大患。1960年7月，“新三反”运动到来时，有人揭发徐文康私自盗卖国家财产。“我说我没拿，人家就批斗，说你没那么高觉悟吧。”尽管徐文康一直没有回过家，连家属也没有来探过亲，徐还是想当然地被集中到县学习班去了。隔离期间，徐文康一再写信上诉，但在没有任何结论或判决书的情形下，他稀里糊涂被用一辆小车悄悄送到了当时劳教单位之一的成都磨床厂，“他们骗我，说是送去成都学工业会计”。

1964年阴历十二月，一个瘦弱的背影再次出现在郫县友爱镇街上。离家13年后，徐文康以劳教释满的身份重返家门：伯父、父母相继去世，原先徐家的老宅，已被生产队公社化时期征去做了饲养场在养猪，老宅周边20多棵枝繁叶茂的大树，1952年修成渝铁路时也被砍去做了枕木；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挤住在村里一破草房里，大女儿已经18岁，大儿子15岁，小女儿才1岁多。

“真是家徒四壁，很凄凉”。

1966年，“文革”爆发，16岁的大儿子徐纪元，因为停课闹革命，初中毕业后，也在这一年回到村里挣工分。

唐贞观年间，郫县即有盆景送入宫庭；明清时期，这一带村民的种花养兰即已蔚然成风。少年徐纪元虽不太清楚这些旧事，但村子东头的花果园，让他印象深刻。此时，从没在乡下劳动过的徐文康回乡后，靠自学园艺学，已成了这个全村唯一一个花果园里的技术人员，并一直干到上世纪80年代平反退休、落实政策。

徐家第二代

种草种树种出万元户，“光荣得不行”

“搞人民公社时，生产队的猪、牛都集中饲养，所以全公社的果树、花卉名木也都集中了”，徐纪元记得，那个被名贵花木盆栽挤得满满当当的园子里，确有不少宝贝价值连城。其中一架巨大的紫薇牌坊，由20多棵养育得比人手臂还粗的紫薇树层层缠绕而成，估计至少已有200年以上树龄。结果一个住在花果园的孤儿，煮饭时嫌柴火少，就近就将这座紫薇牌坊拆掉烧了。“好可惜，按现在的价值，这架紫薇牌坊至少值100多万”，今年60岁的徐纪元评价当年的自己，“跟其他同龄人相比，就是想法多，什么都想试一下”。

1976年春天，受父亲影响，平时就爱摆弄花草的徐纪元，在村里已小有名气。为了种更多的花草，徐纪元把宅基地后边的一亩竹子砍了，全部用来安置他的那些苗木宝贝。为了竹园，母亲与徐纪元大吵一场。“以前自家的竹园，平时还可以砍点竹子，编个篮儿、筐儿什么的，用来换点钱打酱油”。但也就是在这一年，已与邻村姑娘成家的徐纪元，偷偷骑自行车去成都卖掉了房前屋后扦插的一批万年青树苗，获得了人生第一笔“巨款”：300多块钱。

更幸运的是，这次成都之行，让徐纪元找到了另一个巨大商机。“当时成都军区所在地，是个军阀旧院子，里边栽了几笼南天竹。一个70多岁的老花工指着南天竹说，这种绿化植物以后肯定受欢迎，并说雅安地区就有这种野生植物”，那时南天竹在友爱镇还是个新鲜事物，这种植物的叶子会变色，春天它是绿色的，到了秋天又变成红叶。徐纪元暗记在心，回到家便把仅有的两头大肥猪给卖了，揣着120元钱专程到120多公里外的雅安去收购这种绿化苗木。问南天竹，当地人说没有。后一打听，原来当地叫另一土名，竟是一种山上田边、房前房后到处都有的野草。

徐纪元动员整个生产队都来帮他采挖南天竹。“要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给3块钱工钱，要么出钱收购这种小苗，1米以上小苗一根三分钱，1米以下的不算钱”，要知道，当时一斤肉才1角多钱。于是，小村闻风而动，全村二三十个人全部上山挖苗，并成筐成筐地背树苗过来卖。三四天下来，徐纪元用120元的本钱，从雅安收购了整整两拖拉机南天竹小苗。

当时郫县对南天竹需求很旺，徐纪元卖掉一半，然后在自家地里种上另一半。“种在地里的，基本上都是赚来的，因为成本早已在卖苗时回笼”。

尽管集体经济时代，徐纪元只能在工余摆弄园林植物，但他一直“很活络”。1982年，徐纪元作为村里主持动员联产承包负责人中的一员，在上午开完全村村民大会后，趁午饭时间，便约了另两个人一起骑自行车到雅安地区名山县购买桂花苗。一口气骑上六七个小时的自行车，将桂花苗驮回来，然后再转手卖出去，三天三个人赚到了170元。“这是第一次做转手生意，三个人很兴奋，自己为自己庆功，买了一塑料桶猕猴桃酿酒，痛快淋漓大醉了一场”，老徐称，以后就是一次挣到3万块钱，也没再那么激动过了。

1983年，农科村分田到户，徐家分到了8亩地。徐家便一亩一亩地栽种南天竹，然后将成品苗或半成品苗卖给郫县有需求的单位。等运回来的南天竹种苗卖完，徐纪元便再去雅安进货。一两年内，徐家全部责任田都种上了绿化苗木。整个农科村也渐渐被带动了起来，村外以前种稻种麦的田地里，开始长出一畦畦碧绿碧绿的小树苗。“我是单枪匹马最早尝试种苗木的，村里后来跟着一起搞园林绿化植物的，还有三五家，包括徐纪元的姐夫何家、邻居蒲家、宗竹林家等”。

是年9月，徐纪元当选为郫县万元户，第一次风风光光成了县里名人。“其实，那时我的家产还不够1万元，连带家里的花卉苗木收入、加上养多少猪、喂多少鸡等东凑西凑，勉强凑了个万元数目，才能去参加全县交流大会”。会议整整开了三天，县上还特意给参加会议的四五十个万元户代表安排了宾馆，这也是徐纪元第一次住宾馆。会议第三天，县里非常隆重地对致富农民进行公开表彰：“奖品是一人一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的购车指标，178元”。那时买自行车还得靠计划指标供应，通常只有镇里、村干部才有购车指标。到指定地点付款后，万元户们各自推着车前配有鲜红大花的锃亮自行车，在县城巡游一天。“走到哪都是人头涌涌”，事隔20多年，徐纪元还是形容“很开心、光荣得不行”。

1986年，等徐家真正攒到1.6万元钱时，跟所有川西农民一样，徐纪元首先想到了翻修房子。在父亲徐文康建议下，徐纪元在旧宅基地上建起了一套典型的川西民居，品字形平房，青瓦白墙，共13间房，而且在新房前面精心修了花台，摆放盆景花草，房子四周则遍植园林树木，郁郁葱葱。“当时的镇政府还没有这么漂亮”，继徐纪元本人出名后，这座周边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