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信息生产力提升战略

2012年08月15日 10:30《中国信息界》杂志

中国园林网8月15日消息:一、信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和发展方向

1、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信息生产力为标志的新阶段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信息化浪潮走过了以信息交流和信息内容为标志的两个重要阶段,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的出现,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扑面而来。人们将利用信息传感网络和分布控制系统,直接为生产与生活提供全景式的服务,使人类社会进入以信息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新阶段。 

经典理论认为,社会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组成。也有学者提出过两要素理论和多要素理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及变异生产函数模型),比如资本要素、劳动要素;还有科技要素、管理要素、制度要素、组织要素、文化要素等等。我们认为目前形形色色的生产力要素理论均难以取代经典理论,只要详细分析诸多要素属性就会发现,他们不过是三要素中某个要素的子集。本报告所讲的信息生产力不是单一(比如经济信息)要素或者某个要素的子集,而是针对传统工业生产力而言,是整个社会生产力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标志,也是当代最活跃、最重要、更加社会化的核心生产力体系。 

信息生产力主要是由信息或知识劳动者,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传输、监测、协调、控制、管理)网络,以及适应各行各业生产、服务和人们生活需要的信息资源形成的新型的、社会化的生产能力。它与现代能量、材料和机械系统密切结合组成信息时代的生产力。 

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我们认为,“网络之磨”产生的将是以知识劳动者为主体的新型中产社会。 

信息技术源于100年前的电气通信,主要用于人际交往。1975年以后,出现一个“C&C革命”的口号,主要内容是通信(Communication) 与计算机(Computer)的融合。这是第一次信息化浪潮。那时候虽然单个计算机在科学运算、辅助工业设计领域有所应用,但是并未改变生产流程和方式,也未达到普及化的程度,人们对信息化的认识和关注,主要还是集中在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往和交流的信息渠道的功能方面。其典型代表就是电子邮件带来的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 

大约1995年以后,互联网的普及使信息化进入以内容搜索为主要功能的新媒体阶段,形成信息化的第二次浪潮,也称为3C革命:通信、计算机与内容(content)。主导业务是信息内容服务,其主要标志之一,就是今天大家普遍重视的新媒体行业。 

2008年以后,云计算、物联网的出现,正在形成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人们将利用信息传感网络和分布控制系统,直接为生产与生活提供全景式的服务,从而使信息化的步伐进入以信息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新时代。 

信息生产力与信息化、信息社会密切关联。所谓信息化,是指在现代信息技术广泛普及和应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发生深刻的、全面的变革,通过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科学利用,导致各种社会活动的效率和水平空前提高,从而使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具有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的过程。信息化的过程就是信息生产力逐步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信息化进程的结果将使人类社会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使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世界公认的信息社会。 

农业社会人们直接使用镰刀斧头生产;工业社会人们操纵机器生产;进入信息社会,50%以上的劳动者利用信息和知识,通过互联网以信息服务方式从事生产。他们不但生产了空前丰富的粮食、机器等传统的实物产品,也为人类社会提供着空前丰富的精神产品和日益多样化的服务,这不是理论的想象,而是我们今天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见到的客观现实。 

信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发展方向就是生产中的许多服务环节从物质生产流程中被分离出来,形成值得关注的服务外包趋势。这样一来,生产结构就发生了重大变革:特别是由专业机构从事的生产型服务环节,使原来的生产管理或服务机构变为直接生产的实施者、监督者或管理者。传统的生产流程、管理方式、劳资关系都将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变化。 

由于信息生产力的发展,将使得“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 

2、信息生产力将导致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

农业时代的生产力适应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工业时代的生产力适应大机器集中化的生产方式,而信息时代的生产力则适应分布式,网络协同生产方式。在计算机单机应用的阶段,自动化设备只替换了个别生产工位和生产环节,基本上仍属于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只有网络化才能彻底改变生产流程和组织形态,导致与传统的农业、工业生产力完全不同的新型的、网络化的、智能化生产方式的出现。 

人类劳动从低级到高级分为纯粹力学式、位置移动式、机械操作式、信息操作式和智能创造式,这样个级别。过去人类从事大量力学式劳动现在几乎绝迹,进入信息生产力的阶段以后,位置移动和机械操作式劳动也将被信息操作和智能创造性劳动代替,更为重要的是从工农业产品制造的业态中分离出一个强大的生产型信息服务业。 

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者和实践者,面对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必须要有更清醒的认识和对策。在进入新型信息生产力阶段的关键时刻,必须认真总结信息化的经验和教训,发挥我国潜在的社会文化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再次抓住跨越发展的历史机会。 

3、信息生产力的核心技术与发展方向

当前,信息生产力的核心技术主要集中在信息网络的技术领域。信息存储和处理技术(包括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和结构、存储技术的微电子基础、软件的逻辑和数学基础等)虽然也很主要,但也需要靠网络和应用来拉动发展。今天网络技术发展方向代表了核心信息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更深一层,信息生产力从本质上说是网络化的生产力。事实上计算机单机应用,只是替换了个别生产工位和生产环节,从总体上来看这仍然属于工业生产力的组织形态。而网络化则将彻底改变生产流程、组织形态和经营理念,使得信息时代具备与工业时代完全不同的许多新的经济特征。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呈现出以下四个趋势:一是核心网络全光纤化;二是交换平台云服务化;三是接入方式多元化;四是信息终端简易化。 

物联网和云服务开启了信息通信技术直接为生产服务、形成新型生产力的闸门,它代表着信息化浪潮的第三个重要阶段的到来。值得珍惜的是,我国在这个阶段起步并不算晚,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认知和国家政策,能不能适应这种新型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抓住历史机遇,顺应历史潮流,得到最大的效益。

二、发展信息生产力对社会经济影响与评价

自从信息化的概念提出以来,对于信息化发展程度及其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评价问题,就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基础议题之一。十分明显,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和合理测算,是信息化政策制定的不可缺少的理论依据。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进入了以信息生产力为主要关注点的阶段以后,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如果传统观念来看待信息化,当然就看不到提升信息生产力对于社会和经济的重要意义,进而在世界经济动荡的冲击下,对于信息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产生怀疑,甚至出现想走回头路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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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有必要从理论和观念上再次提出正确认识和评价信息化的议题,特别是从信息生产力的视角,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经济平稳发展的高度,强调信息化的深远影响和重要作用,明确在全球经济动荡的背景下,坚持和强调信息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信息生产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我们借鉴罗默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修正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信息生产力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定量测算模型。 

早期经济增长理论源于工业时期的经济分析, 主要反映在美国经济学家柯布和道格拉斯提出的C-D生产函数中,只包括劳动和资本两大要素的投入。20世纪以来,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情况逐渐显现出来。1986年罗默提出了一个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认为科技进步是经济的第三增长源, 把C-D生产函数改写为:Y=BSαKβLγ,其中S 表示技术进步要素, K表示资本投入, L 表示劳动投入,B 表示剩余要素。 

在当下的信息时代, 信息化程度的提高直接给经济增长带来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信息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因此可将经济增长模型修正为:Y=ALαKβIγ 

其中:Y为所观察的系统的总产出,K、L、I分别表示资本投入量、劳动投入量和信息化投入量, A 表示除信息要素之外的其它技术进步水平和剩余影响要素(这里仍将A作为常数),α、β和γ分别为总产出Y 对投入资本K、劳动L和信息I的弹性。利用这个模型可以测算资本、劳动和信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通过计算,表明资本投入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将使GDP增长0.725%;劳动投入(就业人员)增长1%,将使GDP增长0.253%;信息化投入(信息化发展指数)增长1%,将使GDP增长1.139%。三种要素中,信息化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是资本投入贡献率的1.6倍,劳动投入的4.5倍。 

2、信息利用强度和物资、能源消耗相互作用的统计分析  

现代哲学认为,物质、能量、信息表征着整个宇宙中存在的三种本元,人类社会发展也离不开物、能、信息这三种基础资源。在一定的社会阶段,如果利用信息资源太少,就会相应过多地消耗物、能资源;反之,信息资源利用强度提高了,相应地消耗物、能资源就会减少,在这三大基础资源之间存在着某种置换关系。 

如果我们用钢铁、水泥加粮食产量代表社会的物耗;用一次能耗总量代表社会的能耗;用通信业务总量和研发(R&D)费用支出额代表社会信息利用量。采集中国2000年度至2009年度统计数据计算可以得到,2000年到2009年,我国单位GDP的信息利用量增长了218%;单位GDP的能耗降低了39%;单位GDP物耗降低了31%。按照线性平均计算,单位GDP的信息利用量每增长10%,单位GDP能耗降低1.8%;物耗降低1.4%。 

3、发展信息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发展信息生产力发展将带来农业生产集约化、工业生产柔性化、城市去中心化 、运输智能化、商业电子化、货币虚拟化、教育远程化、医疗网络化、公务透明化以及劳动高级化。

三、我国信息生产力面临的问题

1、对信息生产力的重要性缺少深刻认识。我国“十二五”规划的一大亮点是发展现代生产型服务业,而现代生产型服务业离不开信息技术及其网络的支撑,信息服务业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主要成分。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国遇到了超大的思想阻力。有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尚处在工业经济的初期阶段,发展重化和制造业仍是当务之急,现在就把发展高端服务业提上日程,就会“唱衰制造业”;更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社会只能沿着蒸汽机工业化、电动机工业化、计算机工业化、智能机工业化的社会阶段持续发展,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信息化的社会阶段。持以上观点者陷入了三个不小的误区,一是延续传统工业化、城市化思维模式,资源、能源难以支撑,生存环境将严重恶化。二是他们疏忽了“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工业生产力时代同样要生产粮食,信息生产力时代同样要生产钢铁,区别主要在于生产方式的进步。三是人类需求也不会无止境地占有物质财富,一旦生存问题普遍解决之后,通过交流、交易、交往实现自我价值就会成为更高级的人类需求,产品经济一定要让位服务经济,经济人一定被社会人代替。

2、现代服务业和工业制造业的关系没有理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只重视工业,不重视服务业。二是GDP主义严重。三是企业办社会的思想和制度因素根深蒂固。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新的重要概念:工业时代是制造业推动服务业时代,信息时代是服务业拉动制造业的时代。最近有人提出“回归实体经济”的口号,很容易将社会引入盲目发展重化工业的传统轨道,再次延误经济结构的调整。人类经济活动从产品生产为主向信息服务为主的过渡是社会时代的重要进步,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良好服务比盲目制造大量低劣钢铁和落后的机器设备更重要。历史一再证明,产业结构从重到轻,产品结构又粗向细,劳动结构从体力向智力发展不可逆转;专业化运输服务比企业自办运输体系具有更高的运输效率;信息集成和软件的外包模式比各单位自办信息体系和软件车间更代表产业优化方向。如果说工业企业自办服务环节属于工业一部分,那么外化为专业服务企业当然就是生产型现代服务业。

3、宽带信息承载能力发展缓慢。国际上信息化基础设施经过了模拟阶段、数字化阶段,目前已经发展到宽带阶段。我国在模拟信息化阶段严重落后,通信曾经与交通、能源并列成为影响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第二阶段奋起直追,无论是通信服务业还不是通信装备制造业,都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问题是在宽带信息化阶段,我国3G决策拖延了8年,三网融合政策拖延了12年,宽带中国国家政策至今没有出台,使得我国信息化再次处于落后状态。

4、信息孤岛普遍存在,缺少共建共享的长效机制。信息孤岛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信息重复多次的输入、冗余、不一致性;由于信息不能及时共享,部门之间难以协调配合,管理效率低下,高层领导无法形成科学、全面的决策。信息孤岛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由于信息化发展进程的必然性;第二是重硬轻软、重网络轻信息资源的观念严重;第三是管理体制和机制不顺。历史和文化形成了我国目前社会组织形式的条块分隔特征,这也决定了“信息孤岛”在我国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或激励机制会加剧孤岛现象。针对以上原因,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应当从技术、管理、体制改革等几方面入手。更关键也是更难的是改革体制机制,信息网络代表新型社会生产力,它必然要求有新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未来的信息社会应当是多方合作共赢的社会,而信息数据的共享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必须树立信息共建共享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实现网络资源共建共享,这样才符合信息社会新产业链分工的大趋势。

5、综合信息通信管理机构缺位。“十二五”期间,现代服务业已经被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而信息服务业又是重中之重。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信息通信服务业至少应该像综合运输、能源部门一样,有一个独立的管制或者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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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信息生产力阶段的历史机遇

我国云服务起步并不太晚,2008年初,IBM与无锡市政府就合作建立了无锡软件园云计算中心,开始了云计算在中国的商业应用。我国在物联网发展方面起步也比较早,技术和标准发展与国际基本同步。随着云服务和物联网应用的拓展,知识化、协作化、软件化、服务化、共享化的信息经济特征愈加明显。可喜的是我国并没有盲目跟随国外,而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应用需求,用强大的社会需求带动基础标准、系统集成、应用开发、关键技术和测试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以应用为牵引的特色发展路线。使我国在该领域占领系统创新、协同服务、基础标准等价值链的高端市场成为可能。
人类处于工业生产力向信息生产力转型过程之中,竞争的焦点已经从硬件转向软件,从单机技术转向网络集成,从加工生产转向应用服务。我国拥有雄厚的智力资源和优秀的软件后备大军,同时拥有13亿人口由温饱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的巨大市场,更重要的是我国长期积淀了更适合信息共享、协作共赢的社会文化。一旦运用信息生产力阶段的后发优势,把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促使世界经济重心再次向东方转移将是完全可能的。

五、提升我国信息生产力的战略目标与路径

1、五个战略目标。第一个目标:加速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在生产领域的渗透,广泛普及移动互联网服务,10年内移动上网人数从目前的3.5亿上升到8亿以上;大力推行感知网络和RFID追踪技术,明显提升精准化生产水平,进一步降低能源和物资消耗。第二个目标:增强宽带基础网络的综合承载能力。首先要为各行业信息化需求疏通宽带瓶颈;接入带宽和公共平台建设达到明显改善。10年内每个城镇家庭的固定网络接入实际下载速度达到100兆和50兆的上传速度;农村实现行政村通宽带,家庭固定网络接入实际下载速度达50兆以上,上传速度达到20兆以上。第三个目标:明确电信公共企业性质定位,推动电信资费朝“简单、透明、合理方向改革,10年内,电信综合资费降低50%,互联网用户端的接入资费降低70%以上。保证我国城乡居民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享用他们需要的各类信息服务。第四个目标:提升行业信息服务水平,积极建设行业公共应用平台。在信息生产力新阶段,必须改造各企业内部信息网络和资源结构,通过融合、统一标准、整合信息资源,通过市场选择形成行业公共应用平台,并向社会开放。例如商业、政务、石化、电力、金融、物流、医疗、教育等,首先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五个目标:提高社会综合信息服务水平。根据我国当前经济环境,近10年应该将社会信息化指数从0.70提高O.90;信息劳动者(包括信息行业劳动者和职业信息劳动者)比重提高到50%以上。

2、三条实现路径。第一条路径:大力培育生产型信息服务行业。在行业层面上,随着公共平台和云服务概念的拓展,原来一、二、三产业中都将有许多生产服务环节,从原流程中分离出来,成为新的生产型信息服务企业群。由职业信息劳动者升级到行业信息劳动者代表更高水平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阶段,这将是提升国家信息生产力的更重要的路径。除了软件服务提供商之外,还有围绕各类云服务平台的设计外包服务、监测外包服务、呼叫中心外包服务、系统集成、维护外包服务等。这将使得国民经济的产业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提供了巨大的动力。第二条路径:从“企业信息服务化”到“信息服务企业化”。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国外工业企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企业内部各类生产环节,特别是信息劳动环节,进一步朝专业化、服务化、模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推动了新一轮更深刻的社会分工、企业边界和企业模式的变革。近几年来,企业内部信息职业正在外化为专业软件公司,甚至出现外化给跨国软件服务企业的趋势。今后这种专业化和服务化的趋势将会继续加强,“企业信息化”将朝“信息企业化”方向发展。第三条路径:大力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对于信息生产力来说更是如此。联合国有关机构曾就“数字鸿沟”的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调查和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形成数字鸿沟的关键不在于技术和设备,而在于使用技术和设备的人。我国信息化建设实践也充分证明,是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素养和道德文化素质拖了整个社会信息化的后腿。随着信息化的深入,人员素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的消极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大力提高相关人员素质已经成当务之急。我们认为,在大力发展信息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把“提高管理者和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作为一条重要实现途径。

六、提升我国信息生产力的政策建议

1、大力培育生产型信息服务业,走专业化分工道路。

随着信息生产力的渗透,信息服务专业化已经成为发展潮流。在我国培育生产型信息服务业有三条途径,一是在原来企业和行业信息化基础上,遴选成功的大企业内部或者行业信息系统,通过转制、转型成为的第三方生产型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一般企业的信息服务项目均可在这个公共服务平台上生成。第二条途径是目前的信息设备制造商主动承担企业信息服务环节,走制造业向生产型信息服务业转型道路。第三条途径是现有IT系统集成商、电信运营商与生产企业合作,承包生产企业的信息服务环节,最后与原企业脱钩,形成专业化生产型信息服务企业。 

2、对基础信息服务的公共企业性质重新定位。

电信等基础信息服务企业在信息生产力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们不但是社会经济信息化的基础设施,而且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共责任。鉴于基础网络服务的基础性、公共性、社会性,应该与供水、供电、公共

交通一样将它定位为准公共物品和公共企业范畴。通过法律规制,使它以超低、简单、透明价格进行微利经营,同时要保有3-4家基础运营商开展异质化有效竞争,均享受国家公共政策和税收、公共资源和站址、小区接入方面的相应优惠。随着信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各行业信息应用平台也将具备准公共品性,也应该参照以上方案,逐步纳入公共企业范畴。 

3、制定和实施国家级宽带信息化战略

光纤宽带网络才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核心之网,移动通信从3G到LTE也在向宽带方向发展。各国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制定国家级宽带信息通信网络发展计划,如美国国家高速信息公路计划、欧洲和日韩的宽带战略,但我国仅有行业宽带发展战略,不足以支撑国家信息化发展,必须出台国家级宽带信息化战略。 

4、组建国家综合信息通信管理机构

我国网络融合的主要障碍在于高层体制设计缺位,当务之急是淡化行业和部门利益,超越以信息通道和媒体为核心的融合阶段,以信息生产力阶段的泛网融合思维方式,站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建立“国家综合信息通信管理机构”。考虑到目前我国新闻内容的特殊地位,广播电视、网络媒体内容可以暂时纳入大文化宣传部门监管,而所有的信息网络设施、台、站,以及非新闻媒体信息内容都应该由这个“国家综合信息通信管理机构”监管。 

唯有在国家综合信息通信管理机构的科学规制之下,才有可能落实信息普遍服务政策,国家宽带信息化政策,为信息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 

5、建议国家制定“信息通信法”,建立健全信息资源共享、信息普遍服务和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机制。

以往由主管部门负责起草的电信法草案,越来越纠结于行业和部门之间的利益,以至于多次起草多次流产、搁浅。建议打破常规,直接由人大常委组织起草班子,重新起草《信息通信法》,将重点调节转移到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普遍服务机制上来。 

信息作为与物质、能量并列的三大基础资源,与物质能量最根本区别在于信息的资源与内容的可共享性。信息技术发展到云计算阶段,云计算的核心价值就在于网络能力、研究设计能力、软件能力和信息资源的全面服务共享。如果说以前为了建立竞争机制,对共享服务能力有所忽视,那么云服务时代应该尽快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信息普遍服务不仅是保障民生的标志,同时也是信息生产力向各个领域渗透、支撑未来信息社会的基础。建议建立信息普遍服务基金,完善国家级信息普遍服务体制和机制。 

6、创新信息安全管理模式,建立网络信息安全的平台化治理机制。

网络信息安全需要三个层面的治理机制。一是技术层面,二是法律层面,三是道德层面。但是过分依靠技术手段和行政手段,肯定会走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死胡同。要创新治理机制,最好的办法是把技术、法律、道德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平台化治理模式。 

所谓平台化治理,就是利用各类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实名制、诚信记录、网络监督形成一种非正式约束的“软法律”。国内一些公共平台的治理经验说明,平台企业对网络信息安全治理具有内在动力,愿意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与执法部门合理分工,共同担负起净化信息环境,确保网络安全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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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信息界》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