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华：大树进城怎么“踩刹车”？园林资讯

中国园林网8月29日消息：大树进城的弊端，而今已经越来越为大家所认识，到了“狠踩刹车”的时候了。但这“刹车”怎么个“踩”法？如果不在科学决策的具体落实上下功夫，如果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和问责机制不能进一步完善，那么大树进城这列“疯狂的列车”，想“刹住”也难。

对于近来媒体上有关“大树进城”的议论，我是既在意料之中，也很有点意外。说意料之中，是因为1990年代后期就有专业人士质疑大树进城的生态合理性，笔者也曾附议；说意外，则是因为我们这些书生只想到此事有损自然生态，绝没有想到大树进城同样被贪腐利益链捆绑上了，一帮大小蟊贼利用它大发横财，已经发酵成了一个社会生态乃至政治生态问题。

生态效果利不抵弊

从其他地方移来大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美化城市环境，但对于被拔走大树的地方，生态系统会受到伤害。大规格树木是森林群落或农村生态系统中的主体，有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将它们连根挖起移走，必然对周围环境造成连锁的负面影响，比如导致水土流失甚至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方面的教训颇多。

与此同时，即使是近距离移栽且技术到位，被挪动的大树的成活率也只能达到60%左右。目前一些城市搞大树进城，大树死亡率往往高达80%-90%。移栽大树为保成活，需要大抹头、强修剪，结果原先的枝繁叶茂不复存在，绿化效果和生态效应大打折扣。大树移栽后长势大大削弱，而恢复元气需几年甚至十几二十年；如恢复得不好，可能就几乎不再生长，变成“小老头树”，或一直处于“命悬一线”状态，尤其是萌蘖能力较差的树种如银杏、小叶朴等。

自然生长在乡间的树木，是当地完整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由于复杂的生物多样性和大量天敌的存在，故虽有病虫害发生，但一般不易暴发成灾。而生硬地将大树单独移入城市，病原微生物和有害昆虫随之带入，如果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制约因素缺失或不力，就会导致病虫害暴发，园林绿化部门为此不得不增加打农药的数量和频度，这就加剧了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

搞大树进城，一些地方政府的初衷当然不能说不好。但决策和执行往往草率，缺乏认真的科学论证包括生态环境评估，有的根本不论证，有的论证了，但只是走走程序，或“先上车、后买票”。而且鲜有对决策者自身的约束，不见有事后的责任追究制度。大树移栽后可能是“假活”，验证是否成活需要l-3年，不少城市搞来的大树只活了很短时间，却没有人问责，也没有人被问责。

野生植物受法律保护

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大树，其身份是野生植物，而野生植物的采集涉及法律法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规定，国家保护野生植物及其生长环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采集野生植物或者破坏其生长环境。受国家保护的野生植物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包括国家一级、二级）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也有一些相关规定。对照国家名录，我们发现大树进城中的相当一部分树种如银杏、红豆杉、苏铁、水杉、香樟、楠木、榉树、圆叶玉兰等，都属于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植物。

照理说，大树进城绕不开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采集和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树木，需经省级以上林业部门批准，并颁发《野生植物经营许可证》、《野生植物采集证》；如果跨省运输，还需办理《野生植物准运证》、《森林植物检疫证》。特别是，国家保护一级野生树木以及天然林保护地的野生树木，除特殊用途外不允许采集和出售，国家保护二级野生树木也要加强保护，采集和出售都不能违背相关法规。但是，这些正式的制度并未能阻止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大树（一级、二级）进入城市。如果其中不存在腐败和人情因素，那恐怕就只有一个原因：部门利益。

大树经营者获利最多

大树进城连接着城市用树单位和乡村大树所有者两个端点，然而关键节点并不在这两端，而在中间环节及其参与者。大树进城大多并不是用树单位与大树所有者之间的直接交易，中间环节大致包括大树经营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城市园林设计单位。

大树经营者扮演着重要角色。城乡分割不仅造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且造成了信息隔离，大树经营者在买树和卖树交易中因此就掌握了主动权，成为最大的获利者——城市拿来买树的钱，很大一部分落入了他们的腰包，大树所有者只能得点零头。

大树进城的弊端，而今已经越来越为大家所认识，到了“狠踩刹车”的时候了。但这“刹车”怎么个“踩”法？有人说要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我看没有说对。且不说有关法律法规早已摆在那里，国家林业局2003年《关于规范树木采挖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2009年《关于禁止大树古树移植进城的通知》，要求不能说不明确，然而大树仍然在往城里搬。因此，如果不在科学决策的具体落实上下功夫，如果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和问责机制不能进一步完善，那么大树进城这列“疯狂的列车”，想“刹住”也难。（作者为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政协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