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网8月6日消息:“记得小时候很多土地上都见不到石头,也不知怎么了,最近二三十年地里的石旮旯越来越多;再这样下去,不出几年,恐怕就没地种了。”今年67岁的刘应发指着漫山遍野的石旮旯,困惑地对记者说。
刘应发是云南省文山市古木镇洒卡村村民,全家有17口人,6亩多地,其中可以种水稻的水田不到1亩,其余的土地只能种苞谷。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家田土每年的收成,苞谷1000多斤,稻谷400多斤,除去化肥、种子的成本,一年下来收成所剩无几,粮食根本不够全家吃的,只能花钱到市场上买,每年买口粮的钱需2000多元。无奈之下,他膝下的四个儿子不得不带着妻儿到广东等地打工。
云南、贵州:石旮旯里“见缝插针”种庄稼
记者最近在贵州、云南等石漠化较为严重的地区采访了解到,长期以来,石漠化地区植被遭到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耕地贫瘠产出低,人畜饮水十分困难,自然灾害频发,一度是“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形成了“人增-耕进-林退-土壤侵蚀-岩石裸露-石漠化-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些地方土地贫瘠,耕作条件差,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只能在石缝中间种点玉米、红苕、洋芋等旱地作物,收成很低。
记者在云南省文山市古木镇洒卡村采访看到,这个村的石漠化特征十分明显,在较平缓的山谷坡地上,裸露的岩石占据了地表大部分面积,宝贵的土壤存在于岩石之间的缝隙中,面积小的只有盘子大,一棵一棵的农作物就“见缝插针”地种在石头缝里。还有一些农民将地里的石头一点点清理出来,垒成石坝,运来泥土,填土造成梯田。
古木镇党委书记李家智说,古木镇石漠化程度像洒卡村一样的还有好几个村。全镇共有9个村委会,其中有5个村委会石漠化程度严重,石漠化面积100平方公里,占全镇幅员面积的一半以上,人均耕地面积半亩左右,且土地贫瘠,粮食产量极低,连基本口粮都不够,老百姓的生活只能靠外出打工支撑。据统计,全镇2万多人中,有1万多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其中举家外出务工的有5000多人。
青山变“石海” 饮水贵如油
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院长熊康宁表示,石漠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无水土资源。由于石漠化地区缺少植被,不能涵养水源,造成水资源利用困难,石漠化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人畜饮水困难。正所谓“地下水滚滚流、地表水贵如油”。到目前为止,西南岩溶山区还有1.7亿人饮水困难,滇、黔、桂三省(自治区)有160余万公顷耕地受旱。
“房顶上的池子是用来接雨水的,雨水通过水管流到水窖里,经沙子过滤后直接用来烧水、做饭。一般从5月下旬到9月份雨季时蓄水,雨季过后就喝水窖里的水,直到第二年雨季来临。”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敬南镇皮山村村民张显春对记者说。
黔西南州兴义市敬南镇皮山村石漠化程度较为严重,人畜饮水困难,长期靠天吃水,家家户户都吃“望天水”。记者采访发现,皮山村大多数农户房顶都修有积水池,院子里修有水窖,两个池子通过水管连起来。
今年89岁的村民陈显国指着光秃秃的大山对记者说:“在我小的时候,村周边山清水秀,环境很美,老百姓吃的是山泉水。现在山上的树砍光了,都成了石头山,根本留不住水,不知多少年才能恢复原貌。”
记者调查了解到,像皮山村这样的水窖工程,在黔西南州广有分布,蓄水量一般在30立方米至40立方米。当地干部说:“即便是水质不达标,但也是解决村里人畜饮水困难比较好的做法了,还有很多农户没有修呢!”
在石漠化地区采访,一个最直观的印象便是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许多地方山坡都是光秃秃的,石头裸露,俨然变成“石海”。更为严峻的是,许多石漠化地区人畜饮水十分困难,很多地方都是修简易的水窖接“望天水”喝,没条件修水窖只能喝露天水或买水维持生活,饮水安全无法保障,一度出现地方病流行的情况。
越穷越垦 越垦越穷
不断扩大的石漠化引起的生态恶化、水土流失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加上“开荒开到边、种地种到天”的落后生产方式,使当地农民生活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贫困恶性循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举步维艰。根据国家扶贫办的统计,西南喀斯特石漠化地区有乡村人口1400多万人,是我国最贫困的区域之一,区域内农民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扶贫攻坚的“硬骨头”。
“这么多年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么穷?”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蚌谷乡长菁村70岁的村民林朝贵无奈地说。他掰着手指给记者算了一下家里的收入:全家6亩多地,只能种苞谷,一年收成不到2000斤,不能换成现金,主要是人吃,一部分用来喂猪;大米全部靠买,一年支出1000多元;每年喂两头猪,一年收入3000元左右。“一年下来,除去肥料等各种生产资料成本,一年剩不下几个钱!”林朝贵说,如果人不得病,猪不发生瘟疫死亡,生活还能勉强维持,稍有不测,家里便揭不开锅。
林朝贵一家的贫困状况,从他家住房和屋内陈设得到印证。土木结构的房屋低矮破旧,已住了快40年了,几十年的风吹雨打,房子已变形,成了危房。屋内阴暗潮湿,凌乱不堪,家具陈旧。记者注意到,他家电器是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盏白炽灯。由于家境贫困,唯一的儿子30多岁才找到媳妇,可结婚没两年又跑了。
石漠化治理前景堪忧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虽然加大了对石漠化的治理力度,但一些地区的石漠化仍存在扩大趋势,并伴有潜在石漠化问题,治理工程量大、任务重,治理效果不理想,不少地方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长期研究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问题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王世杰说,贵州人均耕地占有量比全国低37%,土地资源短缺并以坡耕地为主,而70%以上的石漠化发生在坡耕地,“先天不足”加之自然灾害频发,直接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面积扩大。
在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敬南镇皮山村,村支书张达才对不断扩大的石头山十分忧虑。
他说:“过去山上遍山都是林子,山清水秀,但是村民要做饭用材,经常上山砍树,后来变成了荒山,眼见着石头一年比一年多。”张达才告诉记者,全村耕地3124亩,其中25度坡耕地占一半以上,村民们在石缝间种点玉米、小麦,收成很低,由于不合理耕种,仅有的土地也在加速石漠化,可种的耕地越来越少。
贵州省发改委统计显示,自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以来,贵州省岩溶地区石漠化扩展的速度有所减缓,但石漠化增加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仍以每年1%的速度扩展,已经治理的石漠化有的仅表现为等级的降低,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治理。
同样,云南省石漠化防治形势也不容乐观。以位于滇东南部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为例,全州国土面积31456平方公里,其中山区、半山区占97%,岩溶地区占53.4%,石漠化面积占岩溶面积的60.4%。州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由于过度伐薪烧炭和毁林开荒,导致全州森林面积锐减,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水土流失加剧,石漠化程度深重。虽然近几年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了治理,但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治理,石漠化面积仍有扩大趋势。
基层干部群众反映,近年来,国家及地方政府对石漠化问题高度重视,加大了对石漠化的治理力度,但由于许多地方没有科学统一规划,不因地制宜,治理模式较为单一,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合力,资金投入往往是“撒胡椒面式”,投入虽大,但效果不明显。
贵州省晴隆县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区,最高海拔2025米,最低海拔543米,75%的耕地呈条状性小块坡地。晴隆县林业局银林生产站站长钟林晨说,全县实施退耕还林6万亩,生态林占九成以上,但因为土层薄,基本都是岩石,树木存活率低,如三宝彝族乡从2003年开始种了700亩杉木,基本上年年补种年年死,老百姓又要补助款,已经补种了七、八年。
记者采访的贵州、云南、重庆等省(直辖市)的石漠化片区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财政捉襟见肘,石漠化治理经费基本靠上级转移支付,县级难以配套。许多地方石漠化前期的治理项目资金主要来自国家各有关部门,有农业的、林业的、国土的……渠道多、数额有限、不易整合,实施效果各异。2008年以后,国家在石漠化治理上加大了投入,以小流域治理为主,但石漠化山区的地质状况复杂,资金“撒胡椒面式”落到每个小流域后多是种树,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石漠化地区领导干部、群众以及部分专家普遍认为,目前要完成石漠化治理目标,把治理与解决农民长远生计相结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还面临着诸多难题:
一是基础脆弱,欠账较多。
二是治理任务艰巨,投入严重不足。黔西南州扶贫办副主任钟文勇说,黔西南是贵州省石漠化分布最集中、面积最大、程度最高的地区,生态恢复难度大,每20万元治理1平方公里的岩溶面积投入过少,加上地方财困民穷,石漠化治理捉襟见肘。
三是石漠化监测水平偏低,科技支撑体系弱。
四是建后管护滞后。一些石漠化治理项目,建设时主要是政府行为,但建后管理跟不上,如沟渠、农耕路、人造林等,影响了治理效益发挥。
此外,一些地方的石漠化治理区域规划存在“盲区”。云南省文山市副市长谭家文说,文山市作为州府所在地,是全国石漠化综合治理重点市,却未被国家纳入石漠化片区治理的统一规划。
专家:构建协作机制遏制石漠化
针对石漠化治理面临的资金短缺、科技支撑不够等诸多难题,一些石漠化研究专家和基层干部建议,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对石漠化治理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构建区域、部门协作机制,形成合力,集中资金,强化石漠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争治理一片成功一片,从根本上遏制石漠化扩张势头。
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院长熊康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石漠化的基本特征是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地表水匮乏,不同等级的石漠化,环境退化程度存在差别。因此,不同等级的石漠化生态系统重建,都需要有一定的科技支撑,尤其是石漠化治理的一些基础理论、工程技术、综合治理模式、管理模式、生态产业化与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等。
熊康宁指出,目前,针对石漠化治理的国家技术、投资标准基本“空白”,石漠化治理的科技研究远远滞后于项目治理。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王世杰表示,西南石漠化地区往往人口数量大、密度高,政府考虑自然恢复或环境移民难度大,要治理石漠化,必须与自然生态模式相适应,否则效果不可持续。他认为,现在很多的石漠化治理模式都是基层自发探索,缺乏科学依据,在治理之前对地质环境、形成机理等没有充分认识,治理成了笔“糊涂账”。
同时,有专家建议,从省级层面组建区域发展协作机构,涉及的地州市全部参与,建立工作联系机制,设立联络机构和人员,加强信息交流和工作配合力度,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和协作。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局调研员王本忠建议,国家应扶持贫困山区建高标准农田,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目前,大部分石漠化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程度较低,农民增收渠道单一,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石漠化治理的难度。目前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有774万亩耕地进入国家耕地保护面积,但坡度在19度到25度的耕地就占了1/3,由于跑水、跑土、跑肥,能做到旱涝保收的很少,因而要对这些耕地进行综合整治。在此基础上,培育一些农业产业项目,促进农民增收。
福建:农业银行三农金融基层行之五,农行“林权贷款”破解福建三农难题
“我们的茶园是承包来的,没有土地证,是农业银行大胆突破,率先出台茶树贷款抵押办法,给我们解决了融资担保的难题,为做大做强创业园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在福建龙岩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回来创业的台湾农民李志鸿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7年前,李志鸿回到祖国大陆投资,现在他的茶园面积达到了2400多亩。可在2009年,他的茶园一度遇到资金短缺难题——“回台湾申请银行贷款,远水不解近渴;在大陆申请贷款却遇到担保难题。”李志鸿说。
据创业园管理会主任马永清介绍,创业园核心区永福镇位于漳平市西南部,现在园区已入驻台资企业59家,其中高山茶企业48家。但是,由于投资人主要是租用园区土地经营,而且生产经营用的机器设备多为专用设备,设备简单,又没有相应的发票,不能抵押,在园区的台农台商普遍遇到过融资难题。
就在创业园区负责人苦思破解之道时,农业银行龙岩分行漳平永福支行的一次客户走访给解决贷款难题带来了契机。在听到园区台农台商反应的问题后,农行永福支行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寻求解决创业园台资企业及台农融资难的良方。
“根据调查来的情况,我们向省分行申请了茶树抵押贷款业务。以当地水仙、永福高山茶、铁观音等茶园基地的经济林权作抵押,并根据每亩成片适龄茶树情况掌握贷款额度。”农业银行龙岩分行行长侯建辉对记者说。
“当时,我们考虑到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正处在起步发展阶段,投资大,资金缺口也大。为拓展投融资渠道,我们积极争取政策,大胆创新,把支持创业园发展作为服务‘三农’的新亮点来抓。”农业银行福建分行行长陈献明介绍说,大量调研后,省、市分行分别出台了《福建省分行茶树抵押管理办法》、《龙岩分行信贷服务“三农”试点实施方案》,对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区给予政策倾斜。
茶树抵押贷款业务的推出,有效解决了园区内台农的融资担保问题。就在2009年李志鸿的茶园资金出现困难时,当地农行及时向他发放茶树抵押贷款500万元。
农业银行龙岩分行行长侯建辉对记者说,在推出了茶树贷款抵押办法后,创业园内的鸿鼎茶场、台品茶场、尚顺茶场等茶企业先后获得了该行发放的茶树抵押贷款。至6月末,龙岩农行累计向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内企业和个人共发放贷款3784户,累计贷款4.18亿,贷款余额1.34亿元,目前无一笔不良贷款。
林权抵押贷款只是福建农行创新三农服务方式的举措之一,福建农行还创新推出土地流转贷款业务和新农村住房建设项目贷款业务。
沙县是全国有名的“小吃之乡”,外出经营“沙县小吃”的农村劳动力占全县的63%,农村出现大量耕地抛荒、弃耕现象。农行沙县支行行长余克铨介绍说,沙县支行持续关注当地的土地流转试点工作,累放贷款9965万元,支持带动土地、耕地流转2.63万亩,带动项目业主投资10650多万元。
此外,该行还在全国率先开办新农村住房建设项目贷款业务。为沙县西门村“麻公岭花园”新农村住房建设项目授信1400万元,这是福建省金融系统首次介入村一级自筹资金建设的新农村住房项目,目前已经足额用信。
“如果没有农业银行的贷款,资金就需要通过农民集资来解决,这项目又得拖上两三年。”福建沙县凤岗街道西门村村主任张炳生接受记者采访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以前知道农村住房项目是无法贷款的,因此也没敢去找银行,而他正在为资金发愁时,农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来,要帮他解决资金难题,像这样的事以前想都不敢想。
“要做好三农金融服务工作,有效的机制体制是重要保证,需要我们构建一套有别于城市、贴近三农特点的金融服务体系。”分管三农业务的农行福建分行副行长夏宗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该行对三农业务实施资源配置倾斜,从倾斜人力资源、倾斜信贷资源、倾斜财务资源入手,在体制机制上保证三农金融部贷款增长速度不低于全行贷款平均水平。至6月末,该行三农金融部新增贷款占其新增存款的比例达到73.8%,贷款余额占其存款余额的比例达到70.5%,均符合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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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