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的中国式植树护林【评论】
中国园林网3月13日消息：如果你曾经参与义务植树，可能非但未能改善环境，反而为生态埋下了一颗危机的种子。但少有人知道，不科学地植树，不仅于环境无益，还可能导致生态灾难。而保护天然林，亦是如此。 今年植树节，民间公益组织“自然大学”向中国式植树发起挑战，呼吁人们更多地护树，而不是盲目植树。
5年多来，环保人士冯永锋一直坚持发出这样的声音：国人植树存在严重误区，且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冯永锋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内某报的资深记者。2008年，他写了一本书，名为《没有大树的国家》。
这是一本报告文学，涉及到福建、江西、云南、北京等省市与树木有关的若干故事。它们共同勾勒出一幅可怕图景——中国天然林覆盖面积不断下降；盲目地植树造林适得其反；生态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然而，尽管此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不少环保人士的重视，但冯永锋所担忧的“中国式植树”却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坐上火箭”的盲目植树
2011年6月，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颁布的“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援引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称，中国人工林面积为6169万公顷，规模和发展速度均居世界第一。
这一数字还将继续膨胀。
2011年至2015年各地“造林绿化规划主要指标”，亦在前述纲要之中。其中，内蒙古、湖南、新疆位列造林任务前三甲，分别为382万公顷、200万公顷、199万公顷。
而民间自发的植树活动，同样热情高涨。
今年3月12日，中国第34个植树节尚未到来，多地已掀起了一阵“绿色浪潮”。
记者在“中国绿化网”上看到，河南、四川等多省市的义务植树活动已经展开。在浙江省嘉善县，一天之内就在沪杭“两高”(高铁、高速公路)森林通道，植下1200余株香樟。
无论是在政府蓝图上，还是民众的意识中，植树都有诸多益处。尤其是在空气和水的质量令人担忧的当下，植树造林似乎更有“亡羊补牢”之感。
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延续以往的植树方式，可能会导致更大而且难以挽回的损失。
3月5日，冯永锋一手创立的民间公益组织“自然大学”下属的草木学院，向传统的植树节发起了再一次的挑战。
“当我们扛着工具，带着树苗去挖坑植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种下的树，是不是只是一种树？是不是本地树？这些树植下去，有没有人养护？存活率有多高？产生的生态价值有多高？甚至，在我们植树的地方，原来是不是有树，只是被当做杂木或者荒地被清理掉了，以换上‘纯良’的树种……”
被草木学院贴在微博上的一连串问题，正是冯永锋希望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拒绝盲目植树，同时，保护大树与天然植被。
在冯永锋的影响下，自然大学成立后，并未发起任何植树活动。杨恒是草木学院的负责人之一。在园林专业出身的她看来，首先从对待植物的态度上，中国就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
一次植物鉴定的活动中，密歇根州立大学园林学院的教授看到杨恒的同学随手采下植物的茎叶，不高兴地称其为“killer(杀手)”。
“我们希望在植树节，发起护树活动。这也是让人们学会尊重生命。而不是拿树木单纯地当工具使用。”她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帮倒忙”的植树运动
护树的建议来自于自然大学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的发现。
正如冯永锋在《没有大树的国家》中提到的，尽管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持续上升，生态效益却持续下降。表面上，中国有了更多“森林”，但“森林”却包含了不少单一树种的纯林，后者不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自然大学志愿者在河南等地调查后发现，城市绿化工程正对古树的生存构成威胁。
虽然早在2009年，国家林业局就明文禁止古树名木移栽进城，但仍不时有此现象发生。自然大学成员彭保红无奈找了个“笨方法”解决问题：“我也不懂得怎么样去跟政府部门打交道，反正一发现问题，我就打110举报，然后不断发微博。”
内蒙古师范大学退休教授、生态学家刘书润对自然大学提出的“理性植树”表示认同。
刘书润师从中国著名生态学家李博。上世纪70年代，一次李博从西北开会归来，对学生们说：“种树不见得多就是好。”
当地老百姓私下告诉李博，正是因为大面积的植树运动，导致地下水下降，人们喝水都成了问题，更别说要给树浇水。
没过几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家黄秉维一篇名为《正确地估计森林的作用》的文章发表在《地理知识》杂志上。
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不少人致信提出了反对意见。但黄秉维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森林并不是万能的；植树造林，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也可能使水文等方面出现不利因素。
敢于叫板成见的人终究是少数。30多年后，李博、黄秉维两位科学家生命已逝，中国式植树却仍然延续了下来。
每年植树节前后，刘书润见多了浩浩荡荡的“植树大军”向内蒙古挺进。其中，既有政府工作人员，也不乏怀有良好意愿的民众。甚至，很多来自日本、韩国的植树者也出现在那里。他们大多是忧心中国的沙尘暴席卷至自己的国家，所以千里迢迢而来。
去年，刘书润看到一位企业家买了片草场，专门种树。这让他哭笑不得：“这本来就是长草的地方，为什么非要种上树呢？”
很多牧民向刘书润抱怨，因为种树，他们失去了放牧的场所。很多林地，都被圈了起来，根本不让牲口进去。
有的林场，树已经种满了。可一到植树节，又有人要来植树。“没地了，怎么办呢？就把之前种上的树挖了。给前来植树的人腾出地方。”刘书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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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林“侵略”天然植被
类似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包括冯永锋在内自然大学的志愿者都有亲历或耳闻。
多年前，冯永锋曾到北京近郊的植树基地种树。他发现，山杏、荆条等本地树种都被砍倒，“为植树让路”。
“以生态的名义破坏生态。”这是最可怕的，冯永锋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在刘书润看来，目前中国植树造林至少存在这样两个误区：天然无林的地方都应该种上树；种树只种单一树种，“农业化造林”。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北京郊区，已经没有一块天然林地。
刘书润曾在山西实地考察，发现人工种植的刺槐林下，土壤变成了白色。林子里静悄悄的，既没有蛐蛐声，也没有鸟叫。而在并无高大乔木的荒山，反倒生长着不少草本植物，其中很多都是常用药材。
“现在很多人都说绿色好。但我们的地球，实际上是彩色的。经历亿万年形成的戈壁、沙漠，包括一些人眼中的‘荒山野地’，其实都有其生态价值。”刘书润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刘书润认为，就像多姿多彩的地理形态一样，植树选用单一树种也不科学。“绿化不应该只有树木，还应该包括草、灌木等。”
但实际上，他所见到的植树，却往往是“不论环境，有树就种”。“本应生长在大兴安岭北部地区的樟子松，却被大量移栽到鄂尔多斯，结果死了很多。”
而与南迁的樟子松相比，杨树是大规模植树中更受欢迎的树种。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国家林业局自然保护区研究中心特聘专家罗菊春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中国造林在树种挑选上，呈现“北杨南杉”的局面。即，北方(尤其是缺水的西北地区)大面积种植杨树，而南方则种杉树。
罗菊春以前者举例：杨树生长迅速，耗水量大，如果没种对地方，很可能非但不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反倒成了荒漠里的“抽水机”。
此外，单一树种的纯林，极容易因生态失衡而遭遇灭顶之灾。罗菊春回忆，上世纪90年代，呼和浩特往西，经宁夏、甘肃的大片杨树林，就曾因为天牛灾害，出现大面积死亡。不少大树“一踹就断”。
据刘书润介绍，森林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不仅包括地面上的树木、灌木、草等植被，还包括地下的土壤动物、微生物等。这一切，相互制约，形成平衡。
也因此，人工造林与天然林也并不是一回事。国际上，并不提倡人工林。在森林覆盖率公认很高的日本，也有一些森林是天然林与人工林的混合林。“这一点，让日本人觉得不够好。”
评估机制难建立
但在中国，人工林的面积，被计入森林覆盖率之中。而且，在每年的高指标重压之下，多地只是希望完成任务式地植树。
然而树苗难以催长。不少地方只能寄希望“包给公司干”，只求完成任务。在这一过程中，造林成本也大大提高了。
“国家估计的一亩地造林成本大概在300元，但实际中，一亩地却要花将近3万元。”资深林业专家王平(化名)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他也曾在北方某地调研时建议一位地方官员，种植枣树，认为这样既可以“适地适树(在适宜植树的地方，种植适宜的树种)”发挥其环保效应，又可以带来一定经济效益。但对方不干。问他：“枣树结果太慢了。我可以种桃树吗？”
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官员为难地说：“枣树结果要3年。3年后，我就调走了。”
造林的数量指标完成，与官员的政绩相关。而质量，却与此脱钩。“要提高官员的生态意识。但有时，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也不愿意做。”上述林业专家表示，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现在，植树造林规划已被写入国家法规中。森林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植树造林规划，因地制宜地确定本地区提高森林覆盖率的奋斗目标。”
但在实际操作中，因地制宜这四个字，却不被重视。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适地适树”的原则，已得到专家的一致认同。但究竟如何判断，怎样才算适合，专家们表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评估机制。
刘书润认为，这与中国生态专家匮乏有关。“有的植物学家，连好多草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而前述不愿具名的专家则称，作为专业人士，自己与同仁还难以改变官员的意志。
在植树造林问题上，农业、林业部门也存在分歧。
“植树指标追得过高，就要占用农田。但保证农田面积的‘红线’又在那里。这就产生了矛盾。”王平说，“现在，北京已经是无地造林。园林绿化部门，采取了一种‘爆破造林’的方式，把地下的石层炸开，填土后种树。这种造林方式，是一般造林成本的5倍。”
与植树相比，冯永锋带领下的自然大学，正希望让人们把注意力从植树转移到护树上。自成立以来，自然大学始终对植树持谨慎态度，从未发起过一次植树活动。
事实上，两年前，自然大学草木学院对植树节的反思就已开始，同时酝酿护树活动。
杨恒说，草木学院试图用“植物认知”的方式，唤起人们的护树意识。“你不觉得，如果你知道了一棵树的名字、习性，会更有保护它的愿望吗？”
在自然大学，甚至有人希望，“让植树节退出历史舞台”，用“护树节”取而代之，将公众视野乃至国家政策引导至对现有植被的保护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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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死保”的天然林
作为在林业界出了名的“大炮”，罗菊春却并不完全否认植树造林。“成就很大，问题不少。”他称。
罗菊春认为，造林的同时，还应该科学地保护天然林。
2000年10月，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正式启动。这项工程，脱胎于1998年中国特大水灾之后，国家层面提高了对天然林重要性的认识。
工程建设的目标，主要是解决天然林的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问题，最终实现林区资源、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控制天然林资源消耗，加大森林管护力度，被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然而，罗菊春认为，目前中国部分天然林的保护，仍处于“死保”的困境。
他调查后得知，一些天然林区被用铁丝网圈起来，当地人不准进入。在陕西某县，一位副县长向他诉苦，自从天然林被圈起来后，当地百姓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
与经济效益相比，生态效益的下降更令人担忧。
“如果把天然林死保起来，树木会越来越密，都长成了擀面杖一样细。而树木一密，空气不流通，阳光难以照进树林。这严重危及森林中其他生物的存活，生物多样性下降，极易产生病虫害。而自然界中，天然林实际上是很少发生大面积病虫害的。”罗菊春解释。
但人工干预下的天然林却异常脆弱。
国家林业局森防总站办公室曾提供给媒体的一组数据显示，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年均发生面积1000多万公顷；年均成灾面积占乔木林受灾总面积的50.69%；每年因生物灾害造成的直接损失和生态价值损失已达1100多亿元。
2003年，罗菊春曾作为国家林业局专家，参与西北、西南等地区的天然林考察。
在他的印象中，那次考察主要是为了回答国家发改委提出的两个问题：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以来，每年花费的资金不少。能不能考察一下，看是不是要继续保？如果要继续，怎样保？
考察归来的专家们最终给出了这样的答复：应该继续保。但保护方式要变化，即破除“死保”，进行“抚育采伐”，保证天然林的正常代谢。
“实行抚育采伐的一些县市，效果很好。”罗菊春说。但他也得知，个别天然林，却没有严格按照抚育采伐的要求，采伐弱树，而是“专挑粗壮的采”。
尽管抚育采伐让中国天然林透了口气，但火仍然是一个绝对的禁忌。
刘书润了解到，在大兴安岭的天然林区，因为完全杜绝火烧，落叶在树林中积累了厚厚一层，必须进行人工清理。否则，幼树难以生长，也影响其他生物的存活。
他称：“森林火是大兴安岭的催化剂，或者说动力。但这话，很多人都不敢说……现在大兴安岭的森林最缺的，正是大家最担心、最怕的一把火。”
相反，在一些不科学种植的人工林，每年既消耗了不少的护树成本，也难以得到经济与生态回报。
“不合理的人工林，干脆清除更好。”刘书润说。
罗菊春亦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允许生态用火的。这已被证实，对森林生态平衡有好处。
今年植树节前夕，在草木学院发起护树活动之后，得到了不少人响应。其中一些来自大学的环保组织。他们的困惑是，虽然认同“护树”的必要性，却苦于找不到地方。
杨恒很愿意为他们牵线搭桥。比如，她介绍北京科技大学绿盾环保协会的负责人去延庆的一片山林参与“认养树木”的活动。
但更多人，还在植树的路上。
今年植树节前几天，冯永锋在微博上与植树者有过一场辩论。“至少我们在做”，有植树者不满冯永锋对植树的批评态度。但冯永锋却坚持自己的立场。
这场对话最终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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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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