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湿地该拒绝人类的足迹？

环湖东路，斗南湿地公园正在建设中，几只白鹭在斗南湿地公园中的一小块水洼中休息。

一户人家在东大河湿地公园放生泥鳅

中国园林网1月30日消息：滇池周围的湿地应该被当作公园么？

几天前，在昆明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昆明市政协委员冯刚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关闭滇池一级保护区内湿地公园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停止滇池周边湿地公园对外开放，以杜绝对环境的人为干扰，保护脆弱的滇池生态。

滇池周边的自然湿地消失许久了。作为湖泊和人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湿地公园承担了自然湿地的一部分功能。但是，在生态学者看来，作为“公园”的湿地无法真正发挥湿地的生态功能。人工管护湿地并非长久，湿地的自然修复，理应还给生态系统自身。

滇池的湿地曾历经350万年的酝酿和成长。而今天，昆明的人们不知它何时才能重现。这需要人力、物力，还需要时间和耐心。

湿地，充斥人类的足迹

“人们提前进入湿地公园，干扰了滇池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一桶水泥被倒入长8.5米、直径15厘米的铁管里，声音让人想起清代韩珠船的《竹枝词》：“棉花街里白漫漫，谁把孤弦竟日弹。”声音就像弹棉花，“嘭嘭”、“嗡嗡”，在窄窄的管子里回响，微微颤抖。

铁管埋在昆明东大河湿地公园的泥土里，只有半米露在地面。近200根铁管从湿地入口一直延伸到100米外的河道边，在所有的铁管“弹棉花”结束后，钢柱和钢板将被铺在铁管上，取代湿地公园里原有的木栈道。

在工人将水泥倒进铁管时，穿着荧光防火背心的周良背着手，站在铁管前，听着管道内奇特的声音，嘴巴默默地一张一合。他在计数，灌满一根铁管，大约需要12桶水泥。

水泥和铁管，并不是70岁的周良要操心的事情。他要操心的，是湿地公园里那些干枯的草和手夹烟头、带着烧烤架的游人。周良是东大河湿地公园的防火员，所幸，在他值班的两年时间里，东大河没有着过火。

周良只在旱季上班，也就是12月至次年的5月，就像来东大河过冬的候鸟。他注意到，最近两年，很多人喜欢来东大河湿地的草地上烧烤。尤其在两个月前，如果从东大河那一排桉树和中山杉下走过，满眼都是从烧烤架上飘出的白烟，还伴随着辣椒面和孜然粉被烘烤的香味。有一天傍晚，他看见清洁工拖着一个装满烧烤木签的白色纤维袋，看着像插满箭的箭靶。

湿地公园这个样子，冯刚觉得不妥。他是民盟昆明市委副主委、昆明市政协委员。在前不久举行的政协昆明市十二届五次会议上，冯刚提交了《关于关闭滇池一级保护区内湿地公园的建议》的提案。他认为：“人们提前进入湿地公园，干扰了滇池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事实上，从1969年12月28日开始的“围海造田”工程，早已将这个自行培育和运转了350万年的生态系统破坏了。

冯刚曾是这项工程里的一分子。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他，曾倒过填海的土，目睹1700万立方米的湖水被排干，长达3公里多的大坝在湿地中凭空出现，看着3万多亩湖面和草海变成农田，也看到黑压压的鸟群在草海上空盘旋着远去。

1985年，红嘴鸥进入昆明城，满城欢欣鼓舞。一位政协委员却指出：“红嘴鸥进城并非好事，这说明鸟类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减少。”他提出“炸毁堤坝、恢复天然湿地”的提案，这极富远见——数十年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湿地为滇池自净、清污的卓越功能。

徐杉，昆明学院滇池（湖泊）污染防治合作研究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同为昆明市政协委员，她如是解释湿地的卓越性：“自然状态下的湿地自然循环，形成一个良性运行的生态系统，能够对水质起到净化作用，是湖泊物质和能量交换的重要场所，也是鸟类和鱼类的主要栖息地。”

很显然，以最小代价治理湿地的时机，已经被错过了。

重建湿地，人们在努力

湿地，有为滇池清污的卓越功能。但湿地是有生命的，有独属它的小世界，为维持它的运转，昆明人为之付出很多。

错过了天然湿地，建设湿地公园成为选择之一。湿地公园建设，准确地说，应该是湖滨生态的修复与重建，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

上午10点，杜青芝和她的同伴们收拾完东大河湿地公园的垃圾后，又下水打捞漂浮在水面上的垃圾和死去的水草。8个人穿着防水裤，站在一条铁皮船上，船头船尾各站一名老倌，手持竹竿撑船。河道里不好行船，左一丛右一丛的芦苇让铁皮船避之不及，一旦碰上，船头的老倌得跳下船，站在深不及膝盖的水里，把船头从芦苇丛里推出来。

在昆明的湿地公园里，东大河算是一处好地方。徐杉解释：“湿地设置合理，在河道入水口建了前置库，这对磷和颗粒物有非常好的沉降效果”——东大河的上游正好是磷矿分布区。“生物比较丰富，沉水植物、挺水植物、陆生植物都搭配得比较合理，水道循环也很到位，对入湖水质还是能起到一定净化作用。”

要保证这块湿地相对良性运转，还需要做一些事情。除了拾捡垃圾和打捞水草，杜青芝们还得拿着撬棍、锤子，把木栈道上的木板敲下来，这些几年前，木栈道逐渐被水腐蚀，坍塌了好几处。

每到冬季，他们还得去砍芦苇。一到下午，滇池风大，干枯易脆的芦苇被风一吹便倒了。看到芦苇成片倒下，杜青芝们就得去砍了抱回岸上，虽然她不明白此举的用意。“氮、磷是芦苇、茭草身体的一部分，腐烂在水里就容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不收割，就会形成二次污染。”徐杉说。

东大河本非湿地，它的前身是农田，耕作者多是兴旺河嘴村的农民。64岁的杜青芝生长在这里，也嫁在这里。对东大河，她很熟悉。她指着河道边的桉树说：“以前树那边是鱼塘。”鱼塘过去，便是滇池。她又指着浅水滩画了一个大圈：“这里以前都是农田，我们种些大米、蚕豆，后来又种花。”

这一片就像曾经的斗南湿地公园。呈贡区境内有6.9公里的滇池海岸，需要退出7142亩土地。2013年之前，呈贡政府按照500元/亩的价格跟农民租地，2013年之后，租地价格升为1000元/亩。

呈贡区水务局副局长黄世建说：“将心比心，即使提高了价格，农民还是亏。”以前单是种菜、种花，农民们每年每亩土地可收获4万-6万元。“（农民们）还是通情达理呢！只要告诉他们这些举措是为了保护滇池，很多人为了子孙后代的长远打算，即使舍不得，也会搬出来。”

随着呈贡新区建设和湿地恢复建设，呈贡农民开始外出租地。“全省所有州市都有呈贡农民租地的身影，估计呈贡人在外租的地，面积在10万亩以上”。

和呈贡新区的花农一样，官渡区大罗

家营杨彪的三个儿子，各在晋宁宝丰镇盘了20亩花田种康乃馨。但他们觉得在那边不好，一是离家远，二是原本离斗南花卉市场不到3公里，现在却差不多隔了一个湖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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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用翅膀选择栖息之地

鸟类总数不断增长，植物种类不断增加，其中还不乏对环境要求高的种类。湿地给滇池生态带来的改善有目共睹。

人与土地的关系错综复杂，而鸟类与土地的关系遵循着天然的伦理，直接且简单——它们展开双翅任意飞翔，对自己正在生活、或者即将生活的土地做出选择。

它们的选择，对冯刚和赵雪冰来说，算是一种欣慰。赵雪冰是鸟类生态学博士，记录和追踪鸟类在昆明的活动，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兴趣所在。

东大河湿地被认为是“水禽和林鸟的种类分布较多、鸟类多样性较高”的湿地。2014年，昆明鸟类协会采用路线调查法，在这块湿地共记录到64种鸟类，种群数量较多的鸟类为红嘴鸥和白鹡鸰。在这64种鸟类中，留鸟有37种，占总数的57.8%；冬候鸟有24种，占总数的37.5%；夏候鸟有1种，约占总数1.6%；旅鸟有1种，约占1.6%；偶见鸟有1种，约占1.6%。其中，普通鵟、黑鸢、黑翅鸢、红隼等4种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

放眼整个滇池湖滨生态带，鸟类总数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据昆明市滇池生态研究所调查，2014年，滇池周边的鸟类有明显增加，共记录鸟类138种，较2012年增加42种，其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7种。

“像彩鹮、浅水鹳、翻石鹬等鸟类，都是最近几年才在滇池湖滨生态带中发现的。”2012年6月28日下午，观鸟爱好者在玉溪市大营街镇玉泉公园拍摄到一只鸟，这类鸟此前从未现身云南。它的覆羽具绿黑色光泽，飞羽边缘呈白色，最内侧的次级飞羽为粉红色，黑褐色的嘴细长且向下弯曲——这是国家II级重点保护鸟类彩鹮。

赵雪冰发现，这只彩鹮日间在周边农田觅食，晚间则与鹭混群栖息。“玉泉公园南侧有一个种植着柳树的小岛，这里有数百只牛背鹭、白鹭、中白鹭，在此营巢繁殖。”

这只彩鹮在玉泉公园停留了一周左右，“之后多次调查时，就再也没看到它了。”让人欣喜的是，2013年7月16日，昆明观鸟爱好者在距离海东湿地不远的农田里发现了彩鹮。7月18日，夜降大雨，给昆明带来一场大水。大水走后，彩鹮也消失不见。“后来，我们又在东川发现了彩鹮，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

中杓鹬也是云南观鸟的新记录。2012年9月4日下午，赵雪冰听闻中杓鹬出现的消息后，前往滇池北岸的南园找寻。这片区域曾经是一个村落，在“四退三还一护”工作后，村落从这里退出，荒草渐渐蔓延，但通过渐已腐朽的木头和碎落的砖头，依稀能觅到村落存在的痕迹。

“下午4点，光线很好，刚刚走到小土路，就看见它了。”和彩鹮一样，中杓鹬的嘴是黑褐色，细长且向下弯曲，只是羽毛多是灰白色，间杂黑褐色纵纹。“它站在砖头上，东张西望一阵，跳到地上啄啄虫子，然后又跳到其它地方。”赵雪冰推测，它应该是迁徙过程中途经云南的旅鸟。

鸟儿对土地做出了选择，滇池的其它生物也在以行动“投票”。昆明市滇池生态研究所2014年的调查表明，滇池现存鱼类23种，其中土著鱼类5种，还发现了多年未见的濒危物种滇池银白鱼。滇池湖滨湿地植物共有290种，较2012年增加49种，并在滇池南岸出现了喜清水的苦草、海菜花等。

让湿地生灵寂静生长，是奢侈吗？

滇池需要保护，需要时间复苏。在生态学者的眼里，人为的影响不应持续，应当把湿地交还大自然，让动物与植物不受打扰，自在生长。

“海菜花，是水质优良的指针性植物之一。”徐杉记得，她曾在东大河湿地里看到海菜花。

说这句话，是在1月23日的下午。徐杉坐在昆明学院洋浦校区内的小公园里，看着一片低洼地。时间长了，这里形成了小浅滩，浅滩里长满了芦苇，站着几棵柳树，岸边铺着小灌木。

一只小鸟飞到柳树上，蹦跶了好一阵，翅膀呈黄色，腹部的羽毛是翠绿色，“你看那毛色多鲜亮。天然湿地就应该是这样，它该长什么就长什么，人为干扰少了，它（鸟儿）们自然就来了。”

该长什么？想种什么？这是两个概念。正如赵雪冰所说：“湿地公园里的植物可能很好看，但是不一定适合野生动物。”

比如鸻鹬类，多栖息于内陆或沿海水陆交汇的滩涂湿地环境，是涉水生活的水鸟。在滇池湖滨生态带里，它们大多在福保湿地的滩涂上漫步，在淤泥里寻找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为食。“不过，那块湿地慢慢被破坏了，淤泥被抽出来，盖上房子。”

在水面开阔的地方，能够看到野鸭和红嘴鸥。只不过，相比备受昆明人宠爱的红嘴鸥，野鸭是一种怕人的动物，它们不喜欢被打扰。“在草海打捞水葫芦的那些年，野鸭比较少见，现在又多了些。”

相反，“害羞”的黑水鸡和秧鸡不喜欢在浅滩上散步，也不喜欢空荡荡的湖面。它们喜欢把巢筑在群落丰茂的水生植物和灌木丛里，那些高大的禾草给它们提供遮蔽，那里的水草、植物嫩芽以及昆虫鱼虾是它们的食物来源。

还有很少出现在昆明的国家II级保护动物——水雉，它们没有筑巢的习惯，而是把卵产在大型浮水植物的叶片上。“水雉可利用的繁殖场所本来就少，所以，对我们来说，它是偶见鸟。”

虽然湿地鸟类以水禽为主，但并不意味着湿地的乔木们没有用武之地。在水边常见的白鹭就很喜欢乔木，常在柳树、杨树上栖息、繁殖。

“动物与植物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只有关系亲密时，湿地才生机盎然。”徐杉说，只有如此，湿地才能回归它“修复工”的本质。

“湿地生态建设项目若要最大限度发挥湿地生态功能，必须从人工管护过渡到自然修复，由生态系统自身进行选择和调整。”这是一个在需要时间的过程，也是一件让徐杉、冯刚们担忧的事情。“我们总是缺乏耐心，很多东西没长起来，就又被挖出来。”

而那些被挖出来，又能够被人所见的，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在禾草丛中、淤泥之下，有无数死亡、腐朽、消解和新生，肉眼无法看见。甚至，那些能够被目光捕捉的鸟类和水草，也无法像游人那般在短时间里蜂拥而至。

它们需要的是时间，需要像1969年之前的滇池那样，在漫长的岁月里，让一代又一代的生灵，用它们的骨骼建筑通向未来的桥梁，让新来者在这里生活、繁息、主宰，并且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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