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苗木行业，熟悉俞国良的人或许并不多，但知道明申农业和黄金枸骨的人一定很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是跨界来的，还是个苗木界的新人。”然而，这个苗木界新人经营苗木的思维方式却让不少林业部门的领导注目，更是让美国乔治亚大学“迈克多尔”资深教授张冬林先生发出合作邀请。
5月8日，在他的公司——浙江日日新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我第一次见到了俞国良，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西装裤，使他看起来有那么点斯文，然而跟他一交流，就立马改变了我的看法，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浙江日日新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15日，是由杭州日日新实业有限公司和无锡明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两个公司重组而成的。作为这家公司总裁和副董事长，俞国良善于思考，想法多、点子好，用他朋友的一句玩笑话来说就是，“俞国良这个人，那是绝对的聪明。”
浙江日日新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俞国良
制约农林企业发展的五大原因
“知道中国农林企业为什么发展速度这么慢吗？”这是俞国良向我抛出的第一个问题。
还没来得及等我思考，他便滔滔不绝起来，“目前中国的农林行业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很多原因制约了农林企业的发展，主要的原因有五个。一是集约化程度比较低。集约化真正的含义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基本要点，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效率。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误以为集约化就仅仅是要将土地集约，因此导致大部分农林企业做的是粗放型的土地集约化。二是无法机械化。导致我们整个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三是产品没有标准化。使得很多农林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没有保证。四是品牌化运营艰难。导致我们整个农林行业基本是属于低层次的竞争。五是金融化程度低。无法打通农林和金融的渠道，也使金融支持在农林上基本上无法达到。”
五大原因，俞国良脱口而出，虽然阐述的时间才不到2分钟，但这其中的道理却是一环扣着一环，让人不得不为他的思路竖起大拇指。
基于俞国良对于目前中国农林企业发展弊端的清晰认识，在成立浙江日日新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后，俞国良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将公司的运营方式进行重新调整。“以前杭州日日新实业有限公司主要是做主题产业园开发的，无锡明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是做苗木生产的，现在我们给重组后的新公司定位是农旅产业集成平台运营商。”俞国良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划可能跟你们以前理解的苗木企业有点不一样，因为既然是农旅产业集成平台运营商，我们的经营模式就要有所创新。”
浙江日日新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日日新工社解决五大难题
经营模式有所创新，这说说简单，但做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然而俞国良提出的“日日新工社”这一全新的运营管理模式却让我豁然开朗，不得不感叹于他的理念绝对要领先行业人士5年以上。
据俞国良介绍，“日日新工社”这个概念是借鉴了以色列基布兹标准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这个组织结构，并结合中国特有的商业模式以及目前中国农林业的现状和不足而产生的。整个工社是指利用公司的农业园区土地及设施，吸收当地农民成为工社社员，由工社提供生产技术、产品销售、金融支持等服务，社员开展苗木等农产品生产的新型农业合作平台。
“种苗由我们提供，生产技术由我们形成规范化，但是要求社员必须按照制定的规格、生产技术来生产。最重要的是，为了使管理和生产效率更高，品种的市场竞争力更强，每个园区基本上只生产一两个品种，并把这个品种做好做精。但会种植部分储备品种，等到种植的品种市场饱和度高了后，就要换成大规模种植储备品种，要不断让产品的生命期对接上。所有的产品只要是工社生产出来的，我们公司就定价收购。”俞国良说。
“工社简单理解为就是合作社和订单农业的升级版，但这其中又有很大区别。首先所有的设施都是公司投入的，因此所有的社员必须要在规定的场地上生产，不能拿到外面去。其次，工社所生产的产品都有统一品牌运营的，都会打上日日新工社的品牌。再次，所有工社生产的产品都是按照标准来交货的，因此所有的产品都有质量上的保证。”俞国良补充道，“这就要解决很多问题，不仅解决了生产集约化问题，还解决了标准化生产问题以及品牌化运营问题，未来还会解决和资本市场的对接问题。”
用开放的心态去共享，这很重要
跟很多提倡新品种保护的人不一样的是，在俞国良看来，仅仅靠法律制度来解决新品种保护问题那是不可取的。能形成一种共享共赢的利益分配机制，把新品种尽快推向市场才是真正的胜利。
“目前在中国苗木界，育种者、生产者、市场这三者脱节非常厉害，很多人手头上有一个新品种，就会有一种敝帚自珍的心态，拿出去怕人家仿照，不知如何是好。然而我们的工社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说这句话时，俞国良底气十足，脸上浮现出得意的微笑。
据俞国良透露，目前工社强推的就是委托培育的机制，只要有新产品，都能交给工社委托培育。“种苗再贵我也会买的，等到培育出来后一株多少钱，这个是要事先说好的，成本+适当的委培利润，拿到的东西是却是最好的，就这样一步一步形成内部联盟，从而达到双方共赢的局面。我们真正赚钱应该是赚在种苗上的，用我们的机制去赚钱，大批量的繁育苗应该是便宜的。”俞国良说。
“一个新品种出来，最怕的是什么？”这是俞国良抛给我的第二个问题。
“怕的不是不被保护，而是没人帮你推。”俞国良又向我说道。
“一般人对工社的理解只是简单的生产组织平台，其实不光是这样，工社在另一层面还是一个销售平台”俞国良说，“未来的日日新工社将会有一系列的小工社构成，每个小工社只做1—2个精品，然后我们再把所有的产品统一起来，每个工社营销的不仅是自己的产品，还是联盟里面的产品，这就形成了一个销售渠道共享的局面。”
“我希望能改变的是由自己种苗、再由自己推销的传统苗木经营模式。”
“我希望苗木界的人不要以敝帚自珍的心态去保护新品种，而是要形成一种新的市场机制。”
“我希望育种者、生产者、市场三者间要形成一个全新的通道，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机制。”
“我希望能够把全国每一个单品做到极致的人都聚集在工社里，形成渠道共享的局面。”
作为一个刚进苗木界不到半年的人，俞国良用4个“我希望”结束了整场访谈，这其中有他的期待，但更多的是对于整个苗木行业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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