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填湖“利益链”：政府成最大获利者
中国园林网6月8日消息：如果说湖泊是地球蓝色的“眼泪”，那么消失的湖泊就是“眼泪”的干涸。
在华北地区的河北省，由于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的水位大幅下降，建国以来该省1052个湖泊已经消失969个。
在西北地区的新疆、内蒙古，数量超过120个、面积高达7000多平方公里的湖泊消失，目前还有100多个湖泊的面积正在萎缩。
在长江流域，“千湖之省”的湖北省，758个百亩以上的天然湖泊已经消失。
水利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50年我国天然湖泊减少1000个左右。
在全国范围内，江苏、湖北等省份，武汉、南昌等城市，都已制定了湖泊保护条例。但据统计我国平均每年消失的天然湖泊多达20个。近年来，各地围垦、填湖现象十分严重，我国的湖泊陷入了治理难题。究竟什么原因造成我国湖泊治理越治越乱的现象？大面积填湖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利益纠葛？是此，记者奔赴江苏、江西、湖北、陕西等地调查中国湖泊消失真相。
武汉沙湖逐渐被“水泥森林”所包围蚕食，水面从以前上万亩锐减到目前119亩，湖边盖起的一栋栋高楼，沿岸建设沙湖公园堆积的渣土，让沙湖从昔日“水晶湖”变成“城市之泪”。
调查一
填湖造地收益超地方政府一年财政收入
“以前，小手指大的小鱼都清晰可见，现在再也找不到了，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惜破坏原本优美的生态环境。”望着眼前逐渐变成陆地的“湖”，江西省鄱阳县球场湖、墨湖边湖夹埂村村民姜朝兴说，他们现在已无法再在此地盘生存下去了。
因处于鄱阳湖区域的中心位置，江西省鄱阳县有大小湖泊千余座，被称为“中国湖城”。然而，“中国湖城”正在加速向湖泊要土地，鄱阳县城边总面积1300亩的球场湖、墨湖早已圈进房地产商的利益版图，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墨湖已经基本填完，仅剩一个小水塘，球场湖也已填埋一半多。
这1300亩湖面，目前已经全部卖给开发商，以每亩50万元核算，鄱阳县可获得6亿元土地出让收入。公开资料显示，身为国家级贫困县的鄱阳县2011年的财政总收入刚超过7亿元，填埋这两个湖的土地收益超过了鄱阳全年财政总收入。
“经济效益”显然成为九江县、鄱阳县等地方政府填湖的原始驱动力。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面对疯狂的填湖行为，生态环境及相关的保护法规却显得苍白无力。
填湖造楼
在江西，还有更多风光无限的“湖景”正在被开发商蚕食。
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湖夹埂村的村民来说，他们非但阻止不了开房商的疯狂填湖行为，更面临着被赶出居住了两三百年住地的命运。
村民们告诉记者，墨湖、球场湖共计有1300亩左右，以前和几十米开外的昌江河相通，直通到鄱阳湖。但自七八年前开始，开发商开始填湖造地，在一栋栋商品楼房落成之时，宽大湖面也随之“瘦身”。
站在姜朝兴所住的湖心位置，记者看见百米开外有推土机正忙碌作业，一车车泥土推向湖面。部分湖面被开发商用小桥、道路阻断，变成小区的“景观”。
姜朝兴告诉记者，实施填湖作业、想逼走村民的开发商为南昌同创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填湖开发开发的楼盘为“渡·上墅—桃花源纪”项目。
上述开发商的项目介绍文字显示，“桃花源纪”项目规划土地面积为97.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整个社区围湖而建，私家典藏40万平方米的浩渺秋棠湖(球场湖)”。
项目地姚公渡村有部分村民告诉记者，拆迁及填湖工作始于2004年。当时为了保护世代赖以生存的湖水及生态环境，村民们与地方政府因拆迁方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有村民为此割脉自杀或引火自焚。
不过，这些动作最终没能阻挡住开发商填湖的脚步。呈现在记者眼前的“桃花源纪”为鄱阳县最显眼的楼盘之一，诸多业主已入住，新的楼房还在不断地建设之中，而 “浩渺湖景”正是其卖点。
在江西，还有更多风光无限的“湖景”正在被开发商蚕食。
在南昌市辖的进贤县，有市民向“涛哥”(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反映，进贤县青岚湖也被填湖造地，“滨湖华城”小区后面约有40亩湖面被填，“为经济利益，获利者把老天赐给进贤人民的美丽的自然环境不顾一切的给严重破坏了”。
南昌新建县的黄家湖、乌沙河同样被曝出房地产开发商填湖造地建房的消息。
有居民举报“众森·红谷一品”楼盘填湖造地，而当地规划及建管部门并没有接到开发商的填湖申请，开发商涉嫌违规填湖。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黄家湖是南昌市明令禁止填埋的保护湖泊，而被填的乌沙河则属于南昌市规划总投资10.05亿元在2011年进行整治的湖泊。
鄱阳县千亩湖源被圈进开发商版图而逐步被填，“陆地行舟”不止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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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湖收益超财政总收入
与工业用地的价值相比，填湖所得到的商业用地出让收益显然要高得多。
填湖造地的不只是房地产商，更包括地方政府。
记者在九江县赤湖工业园见到，被填埋的一万多亩土地上已盖起了一座座厂房。当地政府在大力打造“沿(长)江工业带”，以“带”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九江县以“赤湖水利血防填埋”项目申报，投资5亿元对赤湖荒洲滩头、沟港河汊及湖面进行回填，并同时进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2011年1月开始施工，现已基本完成。
“项目完工后，既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又有很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是能够为园区未来几年提供1.2万亩工业用地，为赤湖工业园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当地媒体报道称，“此项目是集防洪、造地、治虫于一体的综合性惠民工程”。
数据显示，九江县赤湖工业园规划面积原本为12.86平方公里，后扩大至40平方公里。仅赤湖万亩水利血防填埋工程就移填土石方1420万方，“造地”近10平方公里。
这多出的10平方公里土地所带来的收益不只是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更包括工业企业所贡献的产值出税收。
位于九江县赤湖产业区F-1、F-11地块内的一宗编号为“2011-25”工业用地出让公告显示，该宗59.32亩的土地成交价为405万元，平均每亩地成交价为6.83万元。
以此标准计算，九江县填湖所得1.2万亩土地(含公共设施建设用地)总价值超过8亿元，超过2011年九江县7.19亿元的财政收入值。
实际上，九江县所得到的价值远不止卖地收益。按九江县工业用地的投资强度要求，每亩地投资强度要达到200万元，1.2万亩土地可吸引240亿投资。
与工业用地的价值相比，填湖所得到的商业用地出让收益显然要高得多。
九江县一家高档别墅居住区项目的介绍内容称，该项目“依4500万平方米赛城湖而建”，“具有建在湖面上的风情栈桥，还有水上码头、垂钓场、游艇、摩托艇码头、水上高尔夫球场、网球场和星际(原文如此)酒店等九江唯一的顶级社区配套”。
根据九江县国土部门公布的一宗赛城湖商业用地价格计算，此处起始出让价每亩为40万元，108亩的项目用地的成交总价超过5000万元。
鄱阳县与九江县一样处于鄱阳湖畔，有诸多可“利”用的湖泊。
参照鄱阳县国土局2008年公布的一宗“湖城上郡”约100亩土地的4600万元起拍价计算，这宗位于东湖公园西侧的商业用地总价同样超过5000万元。
而被圈进“桃花源纪”开发商用地红线图的球场湖(开发商改名为秋棠湖)、墨湖总面积约1300亩。以每亩50万元核算，鄱阳县可获得6亿元土地出让收入。
公开资料显示，身为国家级贫困县的鄱阳县2011年的财政总收入刚超过7亿元。2008年及以前的财政收入则要低得多，即使以每亩20万元成交，2004年成交的“桃花源纪”项目用地出让收益亦接近或超过当年鄱阳全年财政总收入。
“经济效益”显然成为九江县、鄱阳县等地方政府填湖的原始驱动力。
地方法规难“护”湖
实际上，南昌市一直在为保护湖泊而努力，但“保护”的力度无法阻止开发者及地方政府等“食利者”的脚步。
实际上，南昌市一直在为保护湖泊而努力，但“保护”的力度无法阻止开发者及地方政府等“食利者”的脚步。
南昌市早在2006年就出台了《南昌市城市湖泊保护条例》(下称《条例》)。《条例》规定，在城市湖泊保护区内，禁止填湖造地；建设和开发利用城市湖泊应当与周边景观相协调，不得影响城市湖泊的行水、蓄水和其他工程设施的安全，不得破坏城市湖泊的生态环境。
《条例》列入了南昌市16个水域面积超过2平方公里的湖泊，包括市内的东湖、南湖、北湖、贤士湖、西湖、青山湖及市郊的象湖、艾溪湖、梅湖、黄家湖、前湖、碟子湖等。
南昌市旨在从法规层面着力加强城市湖泊的保护。不过，这种努力所起到的效果有限。
在上述《条例》出台之前，南昌市还在1999年底专门为青山湖一个湖泊出台了《南昌市青山湖保护条例》，规定“禁止侵占水面、绿地”。即使如此，受保护的青山湖即被大面积侵占。
当地媒体公开报道显示，2005年3月，江西省电力总公司以“修建公益性敞开式公园”的名义向湖面大量填倒泥土。事后的效果证明，被填埋的大片湖面建成了新办公大楼和办公区，面积为数十亩。
一位熟知南昌中心区湖泊填埋史的见证者说，南昌的诸多湖泊在城市发展中逐步消失。与青山湖相近的贤士湖被“抹掉”了，从八一大道到系马桩的宽护城河也在上世纪末被完全填平，昔日宽阔的西湖也仅余五分之一湖面。
“早在20世纪60年代，生态专家就认为中国南昌是世界城市中罕见的湖滨城市，可惜诸多湖泊就是在近30~40年被填埋掉的，可惜啊。”这位人士感慨地说，如果南昌最中心区域的这些湖泊还存在，南昌才是名副其实的水都。
青山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处一位工作人员说，青山湖水域面积为307.85公倾，但这只是“历史数据”。该工作人员证实，青山湖“比原来缩小了很多”。
在法律的保护下，青山湖未能避免急速“瘦身”的命运。同样，赤湖也不能幸免。
九江赤湖渔政监督管理站负责人朱盛文说，职能管理的弱势及法律保护力度的限制是难以阻止湖泊被大面积侵占的主要原因。朱盛文举例说，比如，填湖需获得省级以上政府的同意，但赤湖填埋工程是政府行为，有文件他们也没法阻止。
渔政管理部门是九江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但九江县是一级政府，政府的力量显然要比机构的力量强大。
此外，国家相关法律对湖泊保护的内容也难寻踪迹，仅《土地管理法》有一两行文字提及。国家没有专门的湖泊管理法规，管理机构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局。
据称，即使南昌出台了地方法规，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条例规定的“对填湖造地的违法行为，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的条文也是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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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湖消失背后：占补平衡鲸吞湖面
调查二
围垦湖泊每亩获益可高达上百万元
古邗沟码头遗址旁，密集地停放着数十艘各类大小船只。填充着几十艘船只的湖泊，更加显得逼仄狭小。这就是位于江苏盐城、扬州、泰州、淮安交界处里下河地区的射阳湖。
2011年年底在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湖泊论坛上传来的消息，射阳湖成为江苏省自1980年以来消失的11个湖泊中的最大的一个。
记者眼前的射阳湖，并没有完全消失，尚有大约七八平方公里，不大的湖面连通着四条河汊，河汊边上密集地分布着鱼塘。
站在湖畔，谁能想到这个湖曾经的面积竟是现在的几十倍那么大。什么原因导致射阳湖消失的如此之快？《中国经营报》记者近日赴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射阳湖镇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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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40平方公里减到7平方公里
由京杭大运河畔的扬州市宝应县城驱车往东约20公里，便来到了射阳湖镇。
采访前，记者查阅资料得知，射阳湖上的千里芦苇荡，曾经是里下河风光中的一绝，但现在放眼望去，却再也见不到传说中的芦荡风光。
在射阳湖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对射阳湖没有了记忆。本报记者向一些年轻一点的人打听射阳湖的位置，大部分年轻人竟然不知道他们从小居住的射阳湖镇有个射阳湖。
84岁的王大爷告诉记者，自己小时候这里的湖泊一眼望不到边，清粼粼的湖水一眼能看到底，一到夏天，生长的湖边的射阳湖镇居民便扑通扑通地跳到湖里游泳抓鱼。
可是如今的湖水，已呈现墨绿色，湖面上漂浮着青苔和浮萍，不但不能洗衣洗东西，湖里的鱼虾也是越来越少。
射阳湖历史上曾是苏北最大的湖泊。宝应县水务局射阳湖镇水务站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射阳湖在解放初期大约有130~140平方公里，后来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减少到70多平方公里。如今在宝应县境内只剩下七八平方公里大。
不仅如此，宝应县境内的一些比较大的湖泊近年来也是同样缩小的厉害。宝应县水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宝应湖解放前面积是191平方公里，解放后缩小到80平方公里，而现在仅仅有27.55平方公里。
侵蚀湖泊两大“黑手”浮出水面
记者在射阳湖码头采访时，看到一台水陆两用的挖掘机正停在码头上修理。挖掘机的主人告诉记者，这台挖掘机主要用于湖面的鱼塘填坝，清理鱼塘淤泥。每挖一立方米50元钱。这种水陆两用挖掘机在射阳湖一带的兴起正是源于人们大规模的围湖养鱼。
在王大爷的记忆中，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为了向湖面要田地，要粮食，人们不断地填湖，围垦，湖面缩小了近一半。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为了向湖里获取更多的水产品，开始在湖面围湖养殖。
在射阳湖边，记者看到湖对岸的一些圩上长着一排排杨树，王大爷说，“这些都是近20年来围湖养殖填起来的圩，圩内就成了搞养殖的池塘。”
养殖户为了看守鱼塘方便，先是在湖中的堤坝上盖个小屋；后来，又在堤坝上种上了树、养起了牲畜……这样，在湖上，便多了不少的“村庄”，湖面也就受到越来越多的侵占。
老谢告诉记者，连接射阳湖镇的老桥和新桥是一条河，这条河往东的一大片民宅，此前全是湖面，后来慢慢被圩子分割了，被淤泥淤积了，长起了成片的芦苇荡。后来芦苇荡消失了，变成了村子，又成为了射阳湖镇的一部分。
这种围湖养殖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本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亩湖面用于养殖每年的收益要达到2000元~4500元之间。如今，各乡镇和各村很大一部分收入就是通过收取湖面的养殖租金获取，一般每亩湖面每年要收取400元的租金，最高的时候则达到了700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除了围湖养殖外，湖面快速缩小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填湖。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一些村子都十分积极地向当地国土部门争取土地复垦项目。而一些湖边的村子则将目光投向了湖面，通过填湖获得更多的耕地。然后通过易地调剂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将这些耕地指标转卖给苏南等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这样的话，有的村镇就能获得高额的土地收益，每亩获益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元。
近年来，苏南地区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十分紧张。为了经济发展的需求，苏南往往采取异地有偿调剂占补平衡指标来获得土地指标。而由于苏南地价远远高于苏北地区，2010年，江苏全省综合地价为800.17 元/m2，苏南综合地价为852.84 元/m2，而苏北综合地价为仅为622.75 元/m2，苏北地区土地复垦的积极性也非常高，也十分乐于将自己多出来的土地指标有偿调剂给苏南地区。根据《宝应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规划期间，宝应县将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量不少于83805亩。
本报记者从苏州市国土局了解到，2011年，该市通过协商易地有偿调剂占补平衡指标面积10167亩。“十一五”期间，苏北的盐城市向苏南等地区易地调剂耕地占补平衡指标20.4万亩。
“下一涨三”到“下一涨八”
随着湖泊面积的减少，射阳湖镇的人也正渐渐体会到他们母亲湖的重要性。射阳湖镇水务站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湖泊面积大面积的减少，一个直接的影响则是湖泊的蓄水能力减少，导致抗洪能力大大降低。如今，下雨时，河道和湖面一天就能上涨1米，而在几十年前，哪怕下暴雨，河道和湖面也最多上涨10-20毫米。根据测算，30年前，在射阳湖地区下一毫米的雨，河面和湖泊水位上涨约3毫米。现在下一毫米的雨，湖面和湖泊水面要上涨10-13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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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江苏省水利部门获得的数据显示，射阳湖所在的里下河腹部地区自由水面由1965年的1073平方千米降为目前的54.2平方千米，暴雨后水位涨幅也由“下一涨三”发展到目前的“下一涨八”。
水位涨了，就不断加高围堤坝，堤坝越来越高，危险性也越来越大，形成恶性循环。
由于河道和湖泊蓄水抗洪能力的减少，如今，每到雨季，各级水务水利部门便如临大敌。本报记者在江苏省水利厅采访期间便发现，由于正值雨季，水利厅的很多工作人员都被下派到各地协助指导抗洪工作。
调查三
水源之战
中国最大沙漠淡水湖成煤老板“眼中钉”
环湖一周，更能感受红碱淖作为中国最大沙漠绿洲的意义与作用。
作为红碱淖水域稀有物种——遗鸥的保护者，王中强眼中的红碱淖，正在成为第二个罗布泊。他告诉记者，2006年～2011年红碱淖水位下降了30～60厘米，2011年红碱淖的面积只剩下3288公顷，同比减少232公顷，与10年前相比减少1500公顷，与1969年历史最高的10000公顷相比缩水2/3，根据最近5年以来的缩水速度推断，红碱淖在10年以内将会干涸。
除了自然条件导致的长流河和季节河纷纷干涸之外，陕西认为，鄂尔多斯兴建康巴什新城，进而截流筑坝，直接导致红碱淖成为死水。
本报记者沿湖走访看到，内蒙古方面已在红碱淖两条主要补水河——流营盘河和蟒盖兔河上分别修建两座水库蓄水。流营盘河是红碱淖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河流，占河水汇入总流量的30.6%，而今鄂尔多斯兴建的扎萨克水库将流营盘河拦腰截断，使得汇入红碱淖的河段干涸。
神木县的老渔民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伊金霍洛旗和鄂尔多斯方面就一度扬言，陕西不让他们借助红碱淖发展渔业和旅游业，就要截断上游来水”，如今“恶梦成真”。
地下水自然喷出也是红碱淖主要的水源补给通道，如今，这条路也被堵死了。监测资料显示， 1995年以来，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降16厘米，是沙漠草滩地区人工抽取浅层地下水灌溉与生态林建设用水大幅增加所致。
榆林市人大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指出，不单单是伊金霍洛旗在与神木县争夺水资源，神木县对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利用，也是导致红碱淖加速死亡的主因。
同时，“在神木境内，村民与当地煤矿之间为了水源的争执，也此起彼伏。”前述榆林市人大官员告诉记者，神木县接近100平方公里的煤矿采空区，导致地面塌陷与水源干涸，当地的上万人已经沦为生态恶化的受害者。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农牧业局一位官员直言，减少地下水的破坏，才是最大的生态保护。同时，他亦坦言，内蒙古方面截流造城发展工业，“堪称罪过”。
目前，神木县正在制定通过引入地下水补充红碱淖湖面水源的计划。据神木县旅游局副局长张杰介绍，“未来可能会计划在红碱淖周边打200眼左右的深水机井，通过地下水源补给，力争让现有水位不下降。”
红碱淖成陕蒙能源大战牺牲品
“不就是一大片海子嘛，让它早点干了吧，干得越早，我们的收益就越大。”近日，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煤老板老贺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红碱淖的存在让他十分不爽。
红碱淖位于陕西神木县林兔镇与内蒙古鄂尔多斯新街镇交界处，是我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
由于这汪湖水下面埋藏着价值100亿元以上的煤炭财富，加上红碱淖保护区周边300平方公里范围内可能埋藏的煤炭，意味着可能有上千亿元的煤炭财富因为红碱淖仍然处于沉睡之中，红碱淖自然就成了煤老板的“眼中钉”。
当政者的理念却与老贺们的煤炭发展观格格不入。“绝不能让红碱淖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我们还要花更大的代价，划更大的范围，捍卫红碱淖的存在。”刚刚获任神木县旅游局局长的雷杰祥掷地有声。
虽然神木县决心很大，但在鄂尔多斯这边，已经投产了3家大型煤炭企业。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已经获得国家发改委“路条”的马泰壕煤矿，井口距离红碱淖湖面直线距离仅为3.6公里；更加要命的是，按照发改委批准的规划，该煤矿将跨越蒙陕两省区边界，吃掉红碱淖1/4的湖面。
红碱淖因煤而殇，甚至完全消失的命运，似乎已到眼前。
渔场之死
“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曾经享用过红碱淖美味的原生态水煮鱼，但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红碱淖水煮鱼了。”老刘的餐馆就在红碱淖风景区入口处不远，在此经商5年，老刘经历了红碱淖从水美鱼肥到水涸鱼绝的生态之变。
老刘的水煮鱼店仍在营业。他告诉记者，为保住特色水煮鱼产业，当地在红碱淖湖边不远处挖了十多个人工养殖鱼塘。“人工鱼塘的水全靠抽取地下水补给”，红碱淖的水位连年下降，如今pH值已经达到9~9.5以上，这水养鱼根本不可能。
周边还有十多家大同小异的红碱淖水煮鱼饭馆。“这里的店，清一色都是鱼塘鱼，不可能有红碱淖鲤鱼。”老刘告诉记者。
红碱淖鲤鱼缘何消失？这与陕蒙两省区争夺渔业资源有很大关系。老刘已经作古的父亲曾在神木县红碱淖渔场工作，是当年渔业之争的“见证者”。
“那时候红碱淖里面出产的鲤鱼最大的有六七公斤重，年产渔业资源上百万公斤，周边陕蒙两省区，有数十万人吃鱼，就靠红碱淖了。”老刘告诉记者，他年轻时经常跟父亲下湖拉网，最多的时候一网可以捕鱼几万斤。
因为渔业资源丰富，红碱淖一开始就是陕蒙两省区的必争之地。“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旗和榆林市的神木县，大家都抢资源。”老刘告诉记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国家曾经出面协调，同意内蒙古方面在红碱淖北岸也建立渔场。
在红碱淖湖边陕蒙省界处，迄今仍可看到我国最为严格的省界标志。陕西省神木县方面透露，“内蒙古方面用铁丝网拉起了数十公里长的界限”。但伊金霍洛旗官方却指出，“那些铁丝网分明就是陕西省方面搞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牧民过去捕鱼。”
不过，双方的争执在五六年以前自动止息了，因为 “两家的渔场都已经全部死了”，鱼死的原因在于“水位不断下降导致湖水的pH值最高达到9.7”。陕西省去年底发布的公告称，“由于红碱淖水位以每年20~30厘米速度下降，水域面积已经从1996年的67平方公里缩小到现在的41.8平方公里，水质不断恶化，红碱淖水域的鱼类已经基本消失。”
煤炭之利
产能高达800万吨的内蒙古马泰壕煤矿，就像红碱淖被神木煤老板视为眼中钉一样，构成了神木保护红碱淖最大的敌人和杀手。
据记者了解，一开始马泰壕煤矿设计年产能仅为240万吨，但在国家有关部委政策的助力下，项目建设规模从每年240万吨上调至每年800万吨，进而将红碱淖大片水域划入其中。
该项目规划于2010年8月14日获得发改委批复，8月19日获得国土资源部的批复。但两部委均未对马泰壕煤矿规划为何可以跨省区进入陕西、乃至横切红碱淖湖面作出解释。
在项目规划获得发改委和国土资源部批复前，陕西省也曾出面干预，但马泰壕煤矿采取“白天停工、晚上摸黑”的方式，继续推进，最终将“大米熬成稀饭”，成功获得批复。
内蒙古汇能集团尔林兔煤矿是 入红碱淖的第二颗“钉子”，该矿井范围约70平方公里， 23%位于神木县中鸡镇境内。
“我们正在发起保护红碱淖的狙击战，一定要想尽办法，促使发改委对马泰壕煤矿规划的方案予以变更。”神木县旅游局局长雷杰祥表示，仅从透水角度看，眼下40平方公里的水域总量一旦被灌入煤矿坑道，就可能诱发中国煤炭开采史上最可怕的透水矿难。
然而，内蒙古方面对于煤矿开采是否会导致红碱淖干涸，一直闭口不提。去年，内蒙古还拒绝了与陕西一起申请红碱淖为国家级生态保护区的倡议。
雷杰祥表示，“他们根本不把红碱淖当回事，只想早点把湖水弄干，好依照国家发改委以及国土资源部的批复，去下面挖煤。”
有此类想法的不仅仅是内蒙古方面，聚集在神木县的一大批煤老板都持这一心态。
红碱淖一旦成为国家级生态保护区，就意味着周边会有超过300平方公里的区域将被政策性“冻结”。因此，在升级国家级之前，如何将红碱淖“吃干榨尽”，成为蒙陕两省区煤老板共同一致的目标。(李雅宏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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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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